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国际实践与借鉴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建立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限额赔偿和受害者全部索赔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基本制度。同时,采取扩大环境责任保险范围、制定科学合理的保险费率、以联保集团作为承保机构以及放宽保险的索赔时效期间等措施来健全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制度。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探索党的执政规律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包括五种基本能力在内的系统工程。搞好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必须深入探索党执政的基本规律。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理论的构建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是对上市公司环境活动在财务报告中所反映的环境经济信息和环境管理信息,按环境信息披露规定的要求,运用特定的披露方法,采用一定的披露方式,向外在环境信息使用者表达环境资源利用和管理受托责任情况的一种声明.审计师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审查,对被审单位环境会计核算信息系统披露的环境信息的合法性、公允性和一贯性,以及环境管理控制信息系统披露的环境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作出评价和鉴证意见,以确认或解除上市公司受托管理和利用环境资源的环境经济责任和环境管理责任.     

治理与经济发展:变革和挑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应该是政府的作用多一些还是市场的作用多一些 ?文章分析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政府改革———管制改革、私有化政策及分权化政策 ,得出结论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政府要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原因、对策

目前80％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初步建立起公司治理结构,但其中很多尚未形成健全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运行,内部人控制现象仍十分严重。对此,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抓住国有产权这一关键环节,建立合理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探析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时代、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必须按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积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工作制度、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改革。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公民环境权的生成与合理定位

公民环境权的合理定位与配置,对于保障环境法秩序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公民环境权的生成问题入手,否定了公民环境权为环境行政权的“衍生形态”或“反射性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人生而应有的权利,其法定化将对公民的“偏好”及环境行政权的合理化有重大作用。由此提出公民环境权并非“环境权私权化”的产物,而是天然地归属于一种社会性权利,这是由环境的物品属性决定的,同时也将对其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