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有限性

法治社会至少是目前为止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随着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法治社会进程或多或少迟缓了脚步,但其缓慢的进程恰恰是反思法治、改进法治继而为加快发展的时机。正如快速的奔跑难以容下迷思而闲庭信步催生灵感一样。过分对法律的迷信和过分对法律的轻慢均是法律建设不可取的态度;揭示法律的有限性并试图寻找克服其有限性的方法,是法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伤害外国人的国家责任有关问题研究

一国的国民在他国受到损害,需要向东道国寻求损害赔偿,首先要解决东道国的国家责任问题。国家行为对外国人造成损害与私人行为对外国人造成损害,其行为的可归责性是不同的。要判断东道国对外国人的行为是否违反其国际法上的义务,不能单纯依据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还应该从国际法的层面来考察。在私人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只要东道国没有"运用相当注意",它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这种责任是有限的。一国的国民在外国遭到损害时,个人(包括法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国家代为提出外交求偿的基础。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先前程序之一,其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不仅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完全照搬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不完全适合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所以,针对行政执法的现状,研究、确立一种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行政证据的收集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试析直接言词原则的理论基础

直接言词原则在确立之初不仅体现了反封建的政治要求以及人类理性和正义观念的发展要求，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程序正义、私法自治原则和维护既判力效果三个方面。     

完善警察临战法律保障体系的思考

高效率的警察临战，离不开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法律保障是警察临战的坚实后盾。现行的法律保障体系存在诸多立法缺陷和执法不力等问题，需逐步加以完善。     

警察巡逻综合执法的必要性探讨

警察巡逻综合执法就是警察在巡逻过程中依据《警察法》的规定，合理归并警务职能，实行警察巡逻综合执法。这种整合警察的勤务职能，实行警察职责范围内的巡逻综合执法，是十分必要的。警察巡逻综合执法是解决警力不足的有效途径，是整合警务职能的合理机制，是顺应民心所向的发展趋势，是降低执法成本的优化形式。     

论由主权者产生的法律

文章从对哈特法概念的分析推导出＂实证法＂与社会可能具有的紧张关系,并按波斯纳的观点,把实证法的构成者：制定法、先例,以及自然法观念,都仅仅看成是法官分析案件的信息,提出了法律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由立法机关（包括制宪机关）和司法机关产生的规范产品,并突出由主权者（人民）形成的社会背景结构。     

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权利政治——权利方法、观念与实践

政治演进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范式转换。先验的权利论证方法站在权利政治的基本立场上，通过追思“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形而上地来论证权利的存在。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权利事件，它不仅圆满了一个“权利政治化”过程，而且开启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政治权利化”历程。自然法学说在北美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统一。自然权利观，作为北美人们对于“权利”的基本认识与体悟，构成了权利政治的逻辑前提。权利政治肇始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     

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

从国际法上讲,两岸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政府继承关系.但两岸政治关系的特殊性在于这一政府继承尚未完成,但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别继承了大陆部分和台湾部分.实际上政府继承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权利能力的继承和行为能力的继承.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而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因此,两岸政治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国家层面、政府权利能力层面、政府行为能力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