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党的纯洁性思想及启示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极其重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视其为党的建设"最高的责任"。在他看来,衡量党的纯洁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三个方面。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必须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加强党员教育和监察工作。全面把握刘少奇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本思想,对于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微能力

微能力是领导干部适应微时代所需的特殊能力。微能力的特殊功能是组织凝聚、媒介交流、意见表达。在微时代,由于领导干部面临着诸多新问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微能力,包括转换角色,深入基层;重视学习,包容质疑;积极参与,正确引导;自律其身,接受监督。新时期的领导干部,需要适应新形势,学会与微博打交道,在提高其他能力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微能力,发挥领导力产生的功能。     

美国网络色情言论管制的“空间”标准——从ACLU案到ALA案

在网络色情言论管制中，美国司法机关通过案例建立起“空间”标准，以及对“空间”标准的审查基准。“空间”标准是指在网络色情信息和成年人之间形成封闭空间，避免未成年人轻易接触网络色情信息。“空间”标准的建立，是保障特定人群免遭色情言论污染的一个重要运用。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这一封闭空间很难做到完美，而有可能侵害非色情信息发布者的言论自由。ACLU案和ALA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建立和完善“空间”标准的两个里程碑式的案例。经过案例的积累和发展，美国最高法院逐渐形成了立体化的“空间”标准。为保障未成年人免遭色情言论侵扰提供了法制上的保障，也缓解了网络色情言论管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张力。     

社区矫正模式的理念:矛盾冲突中的选择

在刑罚社区矫正模式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交织着强调公正还是强调效益、刑罚应当严苛还是应当轻缓、应当公权优先还是应当人权优先等价值冲突和选择。在刑罚公正与刑罚效益的矛盾选择中,非监禁性质的社区矫正模式注重的是实现刑罚效益;在刑罚严苛还是轻缓的矛盾选择中,社区矫正模式是对刑罚轻缓的坚决选择;在公权优先还是人权优先之间的矛盾选择中,社区矫正模式则明显地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论·举·证·时·效

举证时效制度的设立，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又是追求诉讼效 益的应有之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立法都对举证时效问题作了具体的要求。 我国法律中没有规定举证时效制度或相关的制度，导致了诉讼效率低下，当事人讼累 增加，法院权威受损。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效制度势在必行，设立此 制度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立法技术，而在于对诉讼价值的认识，在于现代的以程序正义 为诉讼目的、以追求法律真实为诉讼目标的诉讼价值观的完全形成。     

中国社会稳定与党的现代化探微

维护社会稳定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而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程度及其相关变量对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只有把党的现代化与社会稳定双向互动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充分认识执政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而探讨我党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和中国社会稳定对自己提出的挑战，由此使我们党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地思考和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农村基层党建与政治生态环境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核心作用的发挥,必须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围绕农村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自觉融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立足于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着眼于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特殊作用,着手于构建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努力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体合力。     

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道德品行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政治灵魂,道德品行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和提升道德品行,就必须对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有正确的认识;必须意识到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品行尤为必要重要,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必须清醒明白坚定理想信念和提升道德品行是当好干部的首要标准,是改变干部不良现状的迫切需要,是干部助力实现中国梦的客观要求;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三个自信"、坚守"三严三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主渠道主阵地要体现“四主性”

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之首,应该突出＂四主性＂,即在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发挥和坚持＂学习目标的主流性＂,＂学习渠道的主体性＂,＂学习过程的主导性＂,＂学习机制的主动性＂。从而不断提高党的干部培训的有效性,最大化地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在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Winds of Change? The June 2015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Turkey

Held in an environment of growing social polarisation, fears of emergent authoritarianism,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Turkey’s June 2015 election ended the Adalet ve Kalk?nma Partisi’s (AKP’s) parliamentary majority, challenging its single-party ru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13 years.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background to the election, focusing on debates about the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of AKP,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Kurdish vote. The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ampaign period is presented,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election results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om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loss of AKP’s maj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