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法中的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

德国法中长期由判例发展出的由第三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做法已借助新债法的修订正式纳入民法典中,这一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突破昭示了该责任信赖保护的宗旨,可以对正确认识缔约过失责任提供启示。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及实现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作为当代环境侵权法律责任之一,具有救济功能、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实现方式包括赔偿损失、排除危害及恢复原状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可以通过行政处理和环境民事诉讼等途径得以实现。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明确农民工特殊性的同时,将其纳入劳动者的范畴并加以法律保护。农民工现象的特点决定了对其法律保护的双层次性:宏观上,宪法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获得主流劳动者地位铺平道路、扫除障碍;劳动基本法明确将农民工作为保护主体,赋予农民工作为一般城镇劳动者应享有的各种基本劳动权利。微观上,制定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确保农民工作为劳动者所缺失的具体权利的逐步回归。最终达到对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一体保护,逐步构建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要求的劳动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进而提升所有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水平。     

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着主体缺位、产权残缺、土地经营权不够稳定并且经营零散和公有资源得不到保护等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农户对农地掠夺性经营,也不利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统一安排和管理,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通过股份制以村民小组为范围建立真正意义"集体经济组织"。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兽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兽药对陆生和水生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进展,探讨了兽药对陆生植物、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与原生生物等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浮游类生物与微生物、鱼虾与水体甲壳动物等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生态毒理效应。     

行人过街特征分析及自我保护对策

行人是道路交通活动中的弱者,行人事故伤亡约占所有交通事故伤亡人数的20%,而行人过街时的伤亡人数要占其中的50%以上。文章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行人过街的特征,并提出了诸如合理运用过街注意的转移、推广行人过街手势、采用防护设施等观点,以期对行人过街安全有所帮助。     

资源和环境约束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其主要方向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现代农业等。     

金触危机下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与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以＂轮胎特保案＂为视角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萎缩,继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也促使各国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从而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最近发生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由于美国奉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典型实例。美国的贸易限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众多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如何应对美国对华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已经成为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这其中,政府的引导和协调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