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漏洞补充理论的三个基本问题

尽管漏洞补充是一个法律方法论问题,但在现代法律方法论与法律本体论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在法律本体论上的不同立场,直接决定了法律方法上的不同操作。法律漏洞的概念、法律漏洞产生的原因以及法律漏洞补充的根据即是决定着漏洞补充理论如何展开的三个基本问题。法律漏洞乃是指因人类理性之局限,立法者无奈或故意造成的法律文本的意义不能与法学主流价值观念或民众期待完全契合而导致的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裂隙。法律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立法权对司法权的不信任、法官类型思维能力的欠缺构成了法律漏洞产生的基本原因。法学理论以及民众期待则是对法律漏洞进行补充的实质性根据。     

论罪责对犯罪论体系的影响--以期待可能性为基点

罪责作为责任的核心含义的形成,经历了从团体到主观、到个人责任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研究犯罪论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然而,时至今日,罪责在犯罪论的研究中,却显出日渐衰微的趋势。期待可能性在犯罪论体系中引起的两难选择问题,促成了大陆法系国家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但这种调整仍然无法完满地解决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免责事由的尴尬位置问题,欲彻底解决问题,就需要建立开放的犯罪构成的构架。     

我国侦查形态的演变与展望

从政治与法制的视角观察,可以将我国的侦查形态概括为政治化的侦查形态、政治化向法制化转型的侦查形态和法制化的侦查形态。从属性、工具性、封闭性是政治化侦查形态的主要特征,独立性、公正性、开放性是法制化侦查形态的主要特征,两者的演变就是在侦查的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转变侦查的价值、目的、职能、模式、方法等方面的观念,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法律取代政策,保证侦查活动依法有序进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近60年间,以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为界,此前为政治化的侦查形态,此后为政治化向法制化转型的侦查形态;伴随着未来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最终将逐步形成法制化的侦查形态。     

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

侵权行为的客体是界定侵权行为法适用范围的重要方面,但目前学术界并未对此展开特别深入的探讨。本文明确了侵权行为客体为权利和法益的理由,并指出两者的诸多不同与适用时的合理限制,为两者的区别适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官兵关系中的几种消极心理剖析

当前部队官兵关系的现状总体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打骂体罚、庸俗人际关系和“离兵”问题。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是受强刺激心理、小群体心理、高期望心理和嫌弃型人格的影响。其中，强刺激心理是打骂体罚的主要心理原因，小群体心理是庸俗人际关系的主要心理原因，高期望心理和嫌弃型人格是“离兵”问题的主要心理原因。努力纠正这四种消极心理倾向，有利于进一步密切我军的官兵关系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重新审读

期待可能性是根据行为人行为当时的客观具体情况．期待行为人不做出犯罪行为而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意志相对自由是期待可能性的哲学基础，人性的宽容是期待可能性的人性基础，刑法的谦抑是期待可能性的法理基础。期待可能性的认定应以行为人的认识为标准。我国刑法应当确立期待可能性理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也有助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基层民警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用动态、非线性的角度来看待民警心理问题的形成和发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基层民警生活、工作状况的原始资料,共收回有效问卷1721份,其中男性1436份,女性285份.经过分析、整理,得到了民警的心理初态和价值取向,在工作过程中所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强度,主要心理压力来源,所向往的工作以及希望解决工作问题采取的措施等关键性数据.     

论利益的丧失或减损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规定一成员实施的补贴使其它成员在1994《关贸总协定》项下的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丧失或减损，则该补贴构成可申诉补贴。受害方丧失或减损的利益本质上来说，就是《关贸总协定》确立的贸易竞争关系，这种利益是成员方在谈判时根据谈判所能够合理预期的。《关贸总协定》规定政府的措施如果是违法的且又存在着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则推定政府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政府措施不是违法行为，则申诉方需要证明政府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信贷扩张与资产价格泡沫：案例、机制与启示

回顾分析1929年大崩溃、19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现每次资产价格泡沫的过度膨胀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信贷扩张;而信贷急速扩张的背后,则是长期繁荣所形成的大众乐观以至疯狂情绪.这意味着,应该从更长远的政策视野推进宏观金融调控体系改革,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双稳定框架,以降低实体经济、信贷扩张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同周期性所引发的泡沫风险.     

Governing the future: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expectation management during the Great Moderation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sparked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role of futurity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n general and in the 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xpectations under uncertainty in particular. Economic sociologists have carefully studied the ‘defuturizing’ technologies devised by private actors, but have tended to neglect the increasingly pivotal part played by central banks.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had more to say on central banks, but have focused on institutional issues rather than on the concrete practices of central banking. Making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both literatur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construction and subsequent evolution, up to 2007,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communicative apparatus. Drawing on official documents and on interviews with both ECB staff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paper shows how this apparatus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private sector expectations. The insights from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into the performative dimensions of ‘credibility’ and ‘knowledge’ in monetary governance contribute directly to ongoing debates about the recent extension of the ECB’s communicative apparatus through forward guidance and quantitative ea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