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劳动领域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新思路

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了从“中心化”向“非中心化”的发展与革新。 2015 年以前，各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关举措具有对象上以劳动关系为中心、路径上依赖政府之手与非市 场性手段的特点。此种“中心化”的制度安排难以妥善处理短期成效与长期可持续性、工资普惠性与激励性、 部分群体受益与更弱势群体相对受损之间的辩证关系，存在将矛盾转移至政府的潜在风险。研究认为，在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非中心化”的设计中，需兼顾活力、耐力与定力。一方面，在共创、共享、共治原则下找准市场、 政府与劳资双方的定位；另一方面，盘活劳动力横向与纵向流动性，在落实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完善按劳分配。     

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收入分配均衡化的经验及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在经历飞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地区。其主要经验是成功开展土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竞争行业鼓励和推动民营化,重视教育机会的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却越来越大,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要改善大陆的收入不均衡现状,台湾的经验值得大陆借鉴。     

努力构筑贵州省农民收入倍增的制度保障

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滞后于全国,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贵州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对此,应通过制度设计来确保农民收入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命不同价有异之我见——评我国死亡赔偿金及《侵权行为法》第17条的计算标准

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金主要以城乡各自的平均收入水平为计算标准,虽与死亡受害人的预期纯收入并不对等。但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国城乡之间命不同价的现实原因是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而非法律本身的逻辑缺陷。《侵权行为法》第17条同死同价的尺度设置比较合理,但建议对该条宽松适用,两人或两人以上即属“多人死亡”,赔偿金尽量按就高不就低的标准来计算。     

重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指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使收入分配达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状态,这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我国30年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没有意识到效率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为追求效率我们长期将公平置于次要的位置,导致不同阶层在改革中获利的不一致,从而形成了改革的相对受益者和受损者,并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重建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政府可以通过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来完成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调整。     

教研与创收对接──关于设立拍卖公司的建议及可行性报告

本文系作者 １９９７年底完成的调研报告,文章以我国拍卖立法为切入点,立足本院实际,结合市场考察和行业特点的分析,提出本院结合教学科研工作设立拍卖公司的建议及可行性论证报告．     

关于完善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所得税法的思考

个人独资企业法已颁布实施近一年,但中清开办者甚少．作者认为这与个人独资企业所得税负过重,有关公平有甚大关系,应修改税法,以便鼓励有保护个人独资企业的发展．     

按生产要素分配与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其结果是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防止走向两极分化,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把收入差距拉大与两极分化相等同,以牺牲效率为代价,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另一种倾向是对收入差距的拉大熟视无睹,甚至忘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结果走入两极分化的死胡同。国家应从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等方面入手,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建立高效公平的分配机制     

First calculations of the total output of Latvia and Lithuania in the 1920s: a comparison

The contemporary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 framework is used to compare the methodologies and to adjust the findings to allow for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of the very first calculations of the total economic output of Lithuania in 1924 by Albinas Rimka (1886–1944) and of Latvia in 1925 by Alfrēds Ceihners (1899–1987). Ceihners’ notion of national income corresponds to the SNA concept of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while Rimka measured net national income (NNI). Rimka’s estimate has a downward bias, because he applied a fixed capital depreciation rate that was too high and did not include the value of noncommercial public sector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