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视域中的软法规范刍议

随着世界范围内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将法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基本形式并非没有根据,对软法规范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事实上,经济法作为一种回应型法,软法规范大量存在并具有非国家强制性、创制方式的弹性与民主性、非司法中心主义、法律位阶的非层次性等特点,使得其与经济法视域中的硬法规范区别开来。同时它与经济法视域中的硬法规范相得益彰,共同规范和调整着经济法关系。但软法规范的缺陷也是极其明显的,软法的泛化不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为此,有必要将软法规范赋予硬法的某些特征使软法朝着硬法化方向转化;增强某些软法规范的刚性使其朝着可诉化方向迈进。     

《就业促进法》检视下的退役运动员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保障和安置面临一定的政策和法律困境。对退役运动员就业保障的研究,首先应着眼于基于什么样的法理和法律根据来保障其就业。实际上,退役运动员的现实状况,符合《就业促进法》中特殊就业人群的外观,在法理上也能够解释。以退役运动员作为特殊就业人群的法律地位所作的制度设计和保障,才在法理上能立足、在制度上有根由、在效力上有根据,并最终达到较好地保障退役运动员就业权之目标。     

论犯罪构成论体系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及刑诉法的关系

以往的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是一种脱离犯罪构成论体系与其他重要法学范畴的关系而进行的"孤立性"研究。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及刑诉法的关系应该构成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照应其与罪刑法定、刑事违法性和刑诉法的关系将使得犯罪构成论体系研究也是一种"关系式"研究,而这将丰满犯罪构成论体系,并有助于对中国大陆传统的犯罪构成论体系作出"中肯"评价和"冷静"对待。     

论我国刑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未来我国刑法改革应当强化刑法的明确性和刑罚的轻缓性,重视刑法的行为评价和引导功能,弱化刑法的威慑功能,切实保障人权;同时积极推进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和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积极防卫社会,努力实现保障人权与防卫社会两大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托尔斯泰《艺术论》在中国

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作为世界一流小说家比较系统的艺术理论著作,以呼吁艺术同美脱钩,专事情感交流,且以宗教性和世界性为伟大作品的标准,在19世纪美学中独树一帜。《艺术论》在中国的接受,以1921年、1958年和2005年的三个中译本为界,可分别以人生的艺术、宗教意识批判,以及意识形态的重新认可为其标识。可以说,《艺术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大体也反映出中国一百年以来文艺理论的基本走向。     

“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遗产公共性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之上。     

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现代性佛学研究——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批判性佛教思想诠释的辩证开展

所谓现代性佛学研究,是非以信仰取向为主的对佛学相对客观性学术论述或相关探讨。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在困难的学术条件下,中国依然涌现了一些现代性宗教研究的典范学者,如从根本上质疑一切古代中国经文翻译的正确性和系统解明异质佛教思想形成相关背景的吕澂、首开使用敦煌禅宗史料研究从达磨到神会的新禅宗史的胡适等。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在"解严"前(1949—1987),"胡适禅学案"等即可说明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继续;"解严"后(1987—2011),虽无再度出现如吕澂或印顺这样的研究巨人,但却有区域性佛教现代史或断代佛教社会文化史各类优秀著作相继出现。中国新佛教史的体系性建构与佛教思想的批判性诠释的百年薪火,不只没有完全断裂过,而是更善于转型和趋于多元化。     

新冠背景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在我国刑法典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立法留白,其罪状描述缺乏明确性.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罪的触角已进入生产非食品原料、盗窃井盖、交通肇事等领域.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助推下,两高、两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将两种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明显...     

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产生、扩张及意义

罗马法中本无主观诚信的概念,由于社会的进步,它于公元前150年在《阿梯钮斯法》中出现。主观诚信概念一旦产生,就开始了其扩张。首先扩张到了公元前67年诞生的普布利奇安诉讼中。然后在一个不能确证的时间,它扩张到了添附法。129年扩张到了继承法。在161-169年之间扩张到了家庭法。在这一过程中,主观诚信的含义摇摆于"不知"与"确信"之间,两者都是人们"走眼"、"失手"的表现。罗马法不"修理"而是救济这样的失败者,是因为他们都无害人之心,而且他们都是弱者。随着主观诚信的扩张,罗马法对它的优待措施日益丰富。     

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效果研究——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为中心

不断出现的冤案及其背后的违法侦查问题使整个刑事司法的公信力日趋式微。学界和司法部门最高层认识到,只有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剥夺违法侦查者非法取证的利益,才能促使其依法取证。此谓程序性制裁。但是,在目前的机制下,由于我国违法侦查的发现几率极低、无法定罪的成本极小和次级制裁机制的乏力,程序性制裁根本无法成为依法取证的"激励机制"。因此,如果要使程序性制裁的威慑效果发挥作用,必须建立有效的违法侦查行为发现机制,把非法证据排除真正转变为违法侦查的成本,并使法院真正具备作出无罪判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