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决策思想的借鉴价值

我国传统决策思想源远流长 ,广博深邃 ,有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善于从中吸收有益的养份 ,对于提高当代领导者的决策水平 ,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略论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建构的社区价值观

改革开放将我国导入了经济转执、社会转型、政治转制、文化转向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机遇和挑战面前，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建构的安身立命之地，源头活水之泉只能在社区，舍此别无他途。这是因为：社区为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建构提供了广阔的场域价值、丰富的资源价值和灵活的沟通价值。确立社区价值观，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区居民在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建构中的一种理性思维、一种创新思维、一种引发丰硕成果的科学思维。     

中国文化精神的客观价值及其缺失——唐君毅论中国人文精神（中）

唐先生认为,以儒家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在未来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必然担当起神圣道统的责任。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要充分保持儒家人文精神,并以之融摄中西方一切文化形态、文化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使中华人文精神得以真正传承和扩充,另一方面克服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弊端而使世界文化得以和谐发展。     

侦查基本原则新探

本文从分析侦查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决定侦查基本原则的两个关键因素——侦查目的和侦查价值,从侦查的程序法治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两个层面阐述了侦查的基本原则。     

论犯罪对象的遗失与重拾

按照我国刑法犯罪的构成理论,犯罪对象属于选择性构成要件要素,有的犯罪有犯罪对象,有的犯罪没有犯罪对象。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行为必然有对象,犯罪行为是行为的一种,又怎能没有对象呢?那么犯罪对象遗失在了什么地方,因何遗失了呢?一方面是由于混淆了犯罪对象的定义与性质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由于部份犯罪中的犯罪客体在功能上与犯罪对象重叠。刑法学上应该区分一般犯罪对象与特殊犯罪对象。一般犯罪对象是所有犯罪都具备的对象,特殊犯罪对象是选择性对象。     

古代中国“天学”视野下的天命与法律价值革命

“天命”是古代中国“天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范畴。在“天学”视野中,“天命”观突出表现为“可知不可改”和“可知可改”两种。二者虽互为交叉,在古代中国却有不同的主流时段,并在法律价值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和内容。殷商之际由天象昭示的天命发生转移,法律价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革命,即从“非人性”转向“人道性”。特别是天学视野下天命观中的“天德”之本,即“民之所欲,天必行之”的思想,使得法律价值于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有了理论甚至实践上的终极表达和保障。     

宪法的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承载和体现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对具有"涉宪性"的刑事诉讼法产生制约作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承载和体现宪法对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追求.     

解读技术非中性论

在技术非中性论看来，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非中性的，具有先验性、普遍性、自主自律性、宗教性的基本特征，是构成支配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生存命运的惟一逻辑。技术非中性论对技术地位作用的绝对化强调，否定了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基性决定地位，忽视了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为了追诉“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诱惑侦查已为许多国家认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有运用。由于诱惑侦查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极易侵犯公民权利。因此,我国立法应在有限度地允许使用的同时,对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定,对适用过程严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