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药品规制与监管体制比较

文章从药品监管责任主体、监管机构与监管范围、药事咨询委员会制度、医疗保险基金制度对药品政策的影响、中介组织制度在医药监管中的作用、行政检查与司法执法等方面对国外药品监管体制进行了比较 ,提出我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应当借鉴国外经验 ,尽快实现药品、食品、化妆品、农药、兽药、医疗器械等行业的统一监管制度等。     

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 ,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公共行政监督体系 ,并在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公共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影响了公共行政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并就当前如何完善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 ,提出一些对策思考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本文从分析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两种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入手,说明国际上不存在一个普 遍适用的通用模式。我国应建立一个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监管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 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综合监管模式。     

试论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几个问题

按照目前我国的反腐体制,党员、公务员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达到犯罪程度的移交司法机关办理。由于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性质不同,这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刑事证据。言词证据的转化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审查的方法,实物证据的转化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秘密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实行例外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调查陷阱和私人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管理在高等学校管理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教学管理体系包括教学管理组织体系、教学管理目标体系、教学管理制度体系、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在进行教学管理过程中，长沙民政职业学院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探索建立起高效能的、灵活运转并能创造性工作的教学管理体系，达到了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的目的。     

中国语境中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基于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法律性质以及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高校管理关系包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校内公共设施管理和校园秩序和安全管理所形成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自治制度框架内,应当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学生个体权利救济机制。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构想与实践——福州市检察机关“检务督察”制度改革之思考

“监督者受谁监督”,针对这一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命题,本文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现有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比较当前各地改进模式的利弊,结合福州市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提出并论证以融合监督性机制和制约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