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YING ON THE UNRELIABLE: HOW A COURT RULE COULD ALLEVIATE THE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NEUTRAL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PROCESS IN CHILD CUSTODY CASES

Many states lack standards as to who should be conducting neutral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s in child custody proceedings and what these evaluations should be comprised of. This will occasionally result in an unqualified evaluator giving a recommendation to the court as to which parent should receive custody of their child[ren]. This Note advocates for courts to adopt a court rule which specifically enumerates the qualifications of neutral mental health evaluators in the hopes of regularizing the evaluation proces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roposal addresses who should conduct evaluations by establishing the required credentials of the evaluator and minimizing the amount of evaluator bias by screening the proces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roposal focuses on the training needed before an evaluator may conduct an examination, as well as the amount of experience required.     

论现代立法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在现代立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立法的利益衡量是立法者为平衡利益冲突在多元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评价、权衡、选择并进行利益整合的有机统一过程,利益衡量的最终结果是法律规范的产生。立法中的利益衡量包括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两个阶段。     

信用权之反思与重构

对信用权问题的解答必须回归到对作为客体的信用本身的认识。信用的理论界定和实践表达证明,信用是关于主体客观上的履约能力和主观上的履约品质的综合评价。从评价性人格权客体的外在性出发,信用作为与被评价人相分离的外在之物,作为一种“评价的他者”,与被评价人的人格利益并没有必然联系。正确的逻辑应当是剥离人格与财产,将原本属于名誉的人格利益的部分交还给名誉,信用只剩下财产利益部分。信用所蕴含的财产利益能否成为一项单独的财产权利,视各国法政策要素与法律科学要素间博弈的不同情况结果会有不同,但至少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的分析表明,该“信用”条款所保护的不是一项特定化的权利,而应归属于一般化财产利益或纯粹经济损失范畴。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根本安全利益”与“公共目的”

国际投资协定中普遍包含"根本安全利益"和"公共目的"条款。作为一种特殊公共利益的"根本安全利益"与可仲裁性及必要性抗辩紧密相关,而"公共目的"与征收问题并存,是合法征收的必备条件,并必须伴随相应补偿。就"根本安全利益"事项的可仲裁性而言,已有的判例和实践不足以给出定论,条款的措施似乎很有必要;就可补偿性而言,在理论上有不同主张,实践上亦有不同做法。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对"根本安全利益"而不是"公共目的"抗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关系之考量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因其自身技术手段应用的结果被理论与实践模糊与混用而衍生弊害,影响了"侦查的科学化"、制约了"审判的科学化",甚至阻碍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深化。对其模糊而混用的成因与流变进行追溯、考察发现,对它们在技术涉及的范围、可靠程度及其结果的功能上的差距,应当予以区分。在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过程中,除应对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在理论上作出初步界分外,还需要建立司法鉴定技术准入制度及淘汰制度、刑事技术鉴定向司法鉴定的转化机制以与之调适。     

袭警事件对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冲击及其应对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发生了一些暴力袭警事件,不仅严重伤害了警察的身体健康,更是对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尊严的挑战,也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藐视、挑衅和践踏。随着袭警事件的凸显,有些学者在分析原因时认为,袭警事件频发与公安机关推出的“人性化”执法有关,应当叫停人性化执法。其实,正当的警察人性化执法非但不是袭警案件发生的原因,反而是消减袭警案件发生的一项有效举措。当前,警察人性化执法之所以引起争议,并非其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因此,应当走出人性化执法的误区,完善警察人性化执法的保障机制。     

政府采购社会政策功能的正当性及当事人利益保护

在现代社会,政府采购制度的社会经济政策功能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利用政府采购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已经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作为减少交易成本、提高采购效率、避免采购人员寻租的政府采购制度,在其中“添加”社会经济政策功能是否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因为社会政策功能导致合同变更、中止或解除,相对人的利益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担保物权的物权属性解读——与孟勤国教授商榷

判断担保物权属不属于物权,关键在于考察担保物权人能否对物进行直接支配。从国外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动向和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来看,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支配范围、支配能力有逐渐扩张的趋势,特定情况下会对抵押物的实体进行全面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就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法律上的支配而言,在抵押权实现之前,即使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抵押权人仍然没有丧失对抵押物价值的直接支配,而在抵押权的实现过程中,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直接支配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担保物权具备了物权的核心法律特征,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无不妥之处。     

私权还是公益？环境法学核心范畴探析

核心范畴研究对于环境法的学科发展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私权不是环境法的核心,以环境权为核心范畴无助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利于环境法学的独立和发展。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法益而非权利。只有从环境公益出发,坚持公益视角,才能正确解释环境法诸现象,环境法学才能证明其独立性并构建出独特理论体系,环境法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社会发展视野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新格局

本文认为基层党组织在新时期面临的困境意味着社会开始具备型塑执政党的主体性,因而应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系统性挑战,认识开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格局的意义。作者系统分析了新的社会发展格局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关键问题,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向和策略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划,提出了依托社区建构基层党建新体制等观点。作者还从增强基层基础工作有效性的角度,提出了善于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凝集和管理社会等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