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与中国新型城乡二元经济

城乡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城乡差别是不可消除的。中国城乡关系的构建应抛弃变二元经济为一元经济的传统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的正确途径是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新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建立城乡有别、各具特色、相互协调的新型城乡二元经济。     

国际文化产业的非均衡竞争与中国的竞争方略

文化产业的国际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集中反映。作为一种产业,它的发展必然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履不断地扩大经营规模,拓展发展空间,走向世界。推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是我国融入全球化大潮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文化产业竞争的平台就是WTO,世界贸易组织各种现行的国际贸易协议中有关文化艺术产品的规定,作为游戏规则将对中国发生效力。     

“十一五”规划《建议》对执政理论六大新发展

“十一五”规划《建议》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规划建议通篇贯穿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执政学意义,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民主、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思想、执政理念和执政基础等有创造性的发展,将有力地指导中共在二十一世纪的执政实践。     

明确定位 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关于公安高校办学定位与特色的思考

明确学校定位、办出特色,是公安高校形成其社会地位的基础,是其是否具有竞争力的标志。公安高校应从实际出发,立足所处区域,坚持比较优势原则,重视优长学科,确立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大力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打好行业教育特色牌、学科优势牌、专业特色牌,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辨正

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单是人与自然关系应当如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怎样确立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问题.无疑地,应当对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作一番仔细辨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在平等与发展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应有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不能离开社会现实而抽象地谈论所谓"人与自然的平等"问题.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科学的发展观是推进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理论前提.本文探讨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政府绩效评估原则和指标体系,并分析了国外政府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代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发展——以甘宁青区域为考察对象

在现代性因素的“跃进”性扩散下,以洋务运动为先声,19世纪后期的甘宁青地区也开始了缓慢而曲折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城市亦随之出现转型并得到一定发展。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先天不足,再加上长期战乱不断、对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偏差等后天的人为主观能动性的缺失,较之东、中部等地区而言,近代甘宁青地区的城市发展又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不仅城市发展缓慢,而且城市早期现代化水平也十分有限,这种滞后的城市发展又对区域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明确提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验教训,并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作为对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已经成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巴基斯坦内政变化与外交调整

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国内政治危机不断。穆沙拉夫执掌巴基斯坦政权后,采取种种举措,抓住有利的国际机遇,应对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使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和外交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还存在着不少矛盾与问题。总的说来,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外交环境正在逐渐适应时势的变化,在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迈进。     

Organising for mutual advantage: municipal associations in Bulgaria

Networks of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 organisations (LGSOs) are critical to successfu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effective local governance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ulgaria had no such network of municipal associations when it bega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t rule in the early 1990s. Using US and other exter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Bulgaria over the next decade overcame the impediments to collective action and established what appears to be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system to back up its cities and towns. Important factors in mobilising support included a long‐term focus 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non‐partisanship, flexibility in implementation and a pragmatic orientation that focused on learning by doing. Copyright © 2006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