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客观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劳动力过剩和人口密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规则不完善等经济原因,流动人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基层政权控制力量相对减弱、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击不力、严重落后的教育状况等社会原因以及政治腐败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能够满足组织成员的合群心理、归属感和成就感,减轻组织成员的罪恶感,并满足组织成员日益膨胀的犯罪需求。     

网络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实践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金融业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银行——网络银行。它利用国际互联网,设立面向客户的虚拟银行柜台,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但是,网络银行在给人们带来了无尽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对网络银行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管,规避各种风险,也便具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网络银行法律监管理念和措施,可以为改善和健全我国的网络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及相应运作模式提供有益的帮助,能够促进我国网络银行的快速发展。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     

法治视角的社会信用之构建刍议

社会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的信用和政府信用的有机结合.其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体,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关键.社会信用缺失不独为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缺失,政府信用缺失及其示范效应更为强烈.尽管个中缘由复杂,但法制及其整合功能的缺失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法治视角下我们应以强化政府信用为重点,以确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权为基础,以法治的功能性整合来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实现社会信用的良性增长.     

家事事件程序的法理分析

台湾学者邱联恭教授提出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理论,家事事件程序交错适用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通常有三种情形.家事诉讼与非讼的集中交错以裁量权和对审权为中心.家事审判职权主义的特征使它与非讼程序有着某些相统点,因此家事诉讼事件可以一定程度的非讼化.     

简析法律语言中的模糊性及模糊性的消除方法

法律语言作为一种具有规约性的语言分支,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而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准确性.模糊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的内在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包括法律语言在内的各种语言变体之中,破坏语言的准确性.主要探讨的是造成法律语言中具有负功能的模糊语言的原因及消除方法.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制度的思考

财政分权是财税体制的关键.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问题逐渐凸现.这与我国非制度化的中央集权,"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密切相关.财政体制改革应当从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制度化两方面着手.     

合作社性质的法律分析

由于制度的上优越性,合作社在国内外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与公司、合伙等典型企业相区别的经济组织.但不同的是,合作社是具有社团性、非营利性、人合性和法人性的组织.一直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合作社的性质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我国新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了合作社的性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理论上的混乱现象,该法并没有完全回答合作社的性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