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法制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地方法制问题是一个颇具本国特色的问题。对地方法制概念的界定,需要把握概念边际的确定原则。地方法制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并制约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我国地方法制的研究范围包括地方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与职能分配的制度化问题、国家机构实施法律的方法与具体制度和权利实现的民间保障机制。强调指出研究地方法制,就是要把人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国家制度越是健全,规则体系越是完善,群众参与制度建设的能力越强,国家就越是以人为本,越是把人当做人。所以,与群众最为接近的地方与基层的法制实践,才是法治国家建设的真正舞台。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模式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保证。我国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公开及其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实际困难。国家立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是各国通例,由全国人大以及地方各级人大依法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借鉴国外中央集中立法、行政程序法典和地方先行立法等立法,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及现行立法体制,地方先行立法模式是相对适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可行选择。     

和谐社会视角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地方政府职能分析

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政府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我国传统的城市偏向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导致了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和城乡关系的不和谐,由此产生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供给成本分担不合理、供给决策机制不规范、收益分享不公平等诸多问题。本文以地方政府职能为切入点,从优化地方政府职能,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角度进行探讨,以期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参考。     

当代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中的习惯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在其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尊重和认可习惯。民族自治地方法规认可习惯的内容由单一发展为较为多元,包括婚姻习惯、物权习惯等。民族自治地方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认可习惯更多的是着眼于对少数民族落后习惯的引导,社会改造色彩浓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法规对习惯的认可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公租房退出机制的地方立法分析——以北京等11省市的政府规章为分析样本

公租房准入机制保证申请人公平获得住房保障机会,实现"应保尽保",然而,公租房制度实践是一个动态运行过程,准入之后还有日常租赁管理、定期核查、合同期满重新申请等问题,这就需要完善的退出机制予以规范。退出机制直接关系到有限房源的充分流转使用和公租房制度有序运行。通过分析目前各地立法文本中退出条件、退出程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合理过渡期的设置、动态监控平台的完善、奖惩机制的配合,以及阶段性推进公租房可售几方面提出规范建议,以期有助于公租房立法进一步完善。     

地方政法委协调处理刑事案件的制度考察及分析

我国的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机制不具有对抗"协调"的功能。书面认定案件事实是地方政法委协调处理案件的技术方式。现行制度设置决定了案件事实认定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要保证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得以有效运行,就需要地方政法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协调功效;同时,要实现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利益平衡也需要地方政法委进行协调;此外,地方政法委通过对刑事案件进行协调处理也可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目前,不宜取消地方政法委对刑事案件的协调制度,但应当合理限制地方政法委协调刑事案件的范围,并禁止地方政法委对刑事案件事实进行"协调"。地方政法委对刑事案件适用程序的协调功效应部分予以保留。地方政法委也不应对办案机关之间因处理刑事案件而出现的利益"纠葛"进行"协调"。此外,地方政法委不能以实现政策目标为由,以协调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不当干预办案机关正常办案。     

城乡关系与地方治理改革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流派可分为自然发展论、城市偏向论、乡村偏向论、城乡统筹论四种类型。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的城市偏向性,导致市场分工和区位因素形成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为统筹城乡发展,地方治理亟待推进行政体制和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市县分治,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保障城市与县域经济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风险累积和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出现了过度举债现象,表现出债务形式日趋复杂,规模大幅扩张,余额增速明显,结构相对失衡的特征。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原因在于分税制改革后的不配套、地方干部任命与考核制度、决策机制不完善、法制约束力不够等。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迅速扩张势必诱发各种风险,进而阻碍地方经济发展。为此,文章针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及其风险累积,提出兼具科学性及可操作性的治理对策。     

Cutting Edge Thinking

The Credit Crunch ushered in an era of austerity with massive cuts and job losses. It highlighted the gulf between the world of real people and the abstraction of high finance. Put simply, to prevent the melt‐dow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needs, hopes and ambitions of millions are being sacrificed. Who controls and issues money is key. To be viable any system must be big enough for people to have faith it won't fail, and it has to be administered soundly. Local government is accountable to its electorate and, as such, should put their welfare first. It is essentially an administrative machine and certainly isn't going to go away. A truly local economy could emerge with authorities initially paying part of their staff's wages in local currency and accepting it in payment of rates. At a stroke, job cuts could be reversed and people's skills and experience valued again.     

城市困难职工群体的形成与解困对策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结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尤其是城镇出现了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困难群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这一群体的生活现状和致困原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采取有效的解困对策,帮助其走出困境,共享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