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权力异化的微观经济机理研究

公权力问题是吏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公权力异化的预防和治理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微观机理探讨公权力异化的成因,以此为基础构建公权力治理的多种途径,对于当代中国吏治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向探讨

从国外经验出发,养老保险立法先行、确立时间表,通过合适的基金运作模式,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养老保险的垂直管理和基金预算管理制度,以及历史债务和做实个人账户机制,用"三步走"的方式,先实现省级统筹,然后建立全国统一预算,分省余缺调剂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全国统收统支的模式,这是适合目前中国现状和社会保障未来战略发展的选择。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践与思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环境和“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的维权机制下,国有及其控股企业要带头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这是有所争论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面对国有企业在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权益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国有企业要发挥较好的民主传统和健全的政工体制优势,率先搞好工资集体协商,进一步健全企业民主管理机制,为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打下更坚实基础。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应用驱动机制 ——以职业教育法律文秘专业教学资源建设为例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是我国职业教育主动应对科技发展带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对其“能学辅教”功能实现的程度直接反映了项目建设的水平,也反映了院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改革的程度和热情。基于目前在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项目应用主体进行分析,并结合法律文秘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情况实证分析,提出包括构建包括政策引导等内容的资源库应用驱动机制。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     

Obtaining redress for abuse of office in Russia: The Soviet legacy and the long road to administrative jus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ptions for redressing abuse of office available to citizens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Russia. I consider the courts, the procuracy, and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as sites for citizens to lodge claims against abuse of office in late-Soviet and post-Soviet tim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 there was an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Soviet legacy, to strengthen legal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alysis of Soviet and post-Soviet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statistical data allows us to argue that opportunities for Russian citizens to combat service crimes in the courts hav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However, the system for coping with abuse of office remains imperfect, and retains features of the Soviet legacy despite vague legislation about administrative justice and dual ways of coping with abuse through legal and quasi-legal mechanisms.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in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Russia exacerbates this imperfection. Overall,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lace in people's options for making claims against officials, especially claims against high-ranking officials.     

试论娱乐服务场所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机制建设——以沐浴行业治安管理为例

入世以后,我国娱乐服务场所在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便群众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场所自管意识不强、治安主体关系模糊等原因,导致场所管理秩序混乱,持续发展乏力。以沐浴行业为个案,分析沐浴行业公安机关治安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新机制。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公安机关网络舆情预警工作研究

舆情预警是公安机关正确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改进舆情监测工作,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安部门需要做好舆情规划、舆情收集、分析处理、舆情预警四个环节的工作,把网络舆情信息汇集分析作为重点,同时利用先进技术作为保障。对于公安新闻的处理,公安机关可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网民直接沟通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