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运行中的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

政治的静态结构如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是政治过程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政治运行的客观基础.但是,政治的原理及其结构安排既基于政治之基本要素即“人”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正是因为其“人”的要素而被赋予了复杂的意义.这其中,关于政治过程中人伦关系与道德基础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定社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孕育着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使其在政治行为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人伦关系和道德基础的烙印;由此,现代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也必须以既定的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为依据.以积极的取向充分发挥道德基础和人伦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

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源自于公权利,请求权作为公权利的一种类型,其权能覆盖整个公权利。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原权型请求权和救济型请求权。原权型请求权包括给付请求权、行政合同上请求权、公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救济型请求权包括防御请求权、损害填补请求权和确认请求权。各种请求权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了对公民的严密保护。请求权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联结起来,对于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判决类型以及行政法规范的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     

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论违约金的性质——以《合同法》第114条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约定违约金的性质得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对违约金的性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来约定或者明确违约金的性质。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应当通过补充性解释来确定违约金的性质。以上方法依次用尽,仍不能确定约定违约金的性质的,应当认定约定违约金的性质是赔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合同法》第114条第3款是赔偿性违约金,不是惩罚性违约金。《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得出的损害赔偿额是赔偿性违约金。     

融贯论、道德实在与法律——一个基于内在实在主义的整合

不同的真理理论导致不同的法律方法论。符合论实在主义的哲学会导致哲学的和自然主义的法律发现,而融贯论则是规范分析和法律解释的基础。不少哲学家认为没有脱离融贯论的符合论(如普特南)。但同时,从真理的客观性维度讲,融贯论只能保障认知的客观性,而不能获得形而上的客观性。融贯论的结果必然是相对主义。因此,法律哲学的认识论选择必然是折中的,这个折中的认识论可以由普特南的内在实在主义来承担,而内在实在主义将最终引向包容的法律实证主义。     

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应以职业道德为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在以家庭美德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解体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道德转型。相较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以家庭美德为基础而言,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则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支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公职人员应从态度、行动和形象上转变角色,积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     

从排队秩序到宪法秩序——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律理论核心命题

使得规范成为规范的并不是规范本身,而是在规范之外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是包括宪法秩序在内的所有秩序得以成立的基础。这就是英国学者麦考密克在他的《法律的制度》一书中阐释的内容,他用排队这个通俗易懂、每个人都有的实际经验阐明了不依赖于明确表述的规范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秩序的存在,并分离出了不同于规范的事务,即实践者之间相互的行为期待。而正是这种信念才是秩序的最终来源,而正式规则和权威等概念同样建立在这种秩序之上。     

“90后”大学生思想道德行为特征解析

"90"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行为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发展滞后的生活能力,标新立异的生活态度,贪恋当下的享受快乐;在行为方式上存在自我中心的行为取向,我行我素的行为特征,理性务实的行为作风;在思想理念上存在浓厚的民主理念,率性的自由精神,剧烈的价值冲突。对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管理相结合、人文关怀与心理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与能力培养相结合、挫折教育与激励教育相结合,以帮助其健康成长。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私德"的批判与继承

“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是梁启超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进行道德革命时,他用资产阶级的“公德”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则用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去补充资产阶级的“公德”。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化,是从道德革命到道德建设的深化,是思想上的前进,不是思想上的倒退。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理性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制度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从立法的层面看,由于立法的粗疏,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不详,范围不清,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非法证据排除主体的多元化,看似严密了法网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设计缺乏必要的救济程序,又会使权利享有者陷入维权的尴尬;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只具有形式上的价值,对于非法取证的证明无实质意义.从法社会学角度看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流水线式的诉讼模式,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根深蒂固,维稳压倒一切的公共政策等挤压了该制度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