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育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仁”以及儒家德育方法中的“动之以情”的情感教育法。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为当今德育服务,实现儒家德育思想与高校德育的结合。     

道德,道德教育及其受用性

道德有许多功能,也就是说有许多“用”。它可以利他与自利。除此以外,它本身对它的主体也生出一种“用”,这种用不是外在的利益,而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受用”。这种受用是乐。道德具有乐之受用,这是儒学中的基本观念。教育具有乐之受用亦是儒学基本观念。道德有乐之受用,教育亦有乐之受用。二合而为一,道德教育本身之乐趣,便益发彰显。     

论德行与德性之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德性与德行是个人道德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在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中,要进行个体道德行为模式的选择,并取得一定程度的道德效果,厘清德性与德行之间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德行与德性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内在与外在、静态与动态、相容与相离之关系的阐释,实现对其全面的、科学的认识与理解,对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对社会整体的道德养成以及对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和谐体验及其德育措施

体验人人皆有,但并非所有的体验都能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而和谐体验能让个体获得完整和谐的领悟和感受,体验到事物诸种关系的整合,领悟到生命作为社会整体中的要素存在的意义,对于德育而言,意义重大。它可以化解过往体验中的挫伤,获得道德提升;让学生拥有积极的情境体验,促进道德成长;打破自我狭隘的体验视角,发展道德自觉。     

论国家行政侵权赔偿的额度

行政赔偿的标准直接影响行政赔偿的额度 ,而额度的高低决定了对受害人的救济程度。我国在国家行政侵权赔偿中采用的低标准 ,致使在侵犯人身自由权、侵犯生命健康权、侵犯财产权的赔偿额度方面均有不妥当和不公平之处。因此 ,只有改变赔偿标准、提高赔偿额度 ,才能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     

当代大学生道德认知状况研究报告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当代大学生各个层面的道德认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对跨世纪的这一代大学生急需加强人文主义教育,而尤以对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意义更加重要;大学生中,女生的道德认识水平普遍高于男生;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有明显的正相关;市场经济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并存,其消极影响有扩大和蔓延倾向;父母的职业对大学认知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并存,其消极影响有扩大和蔓延倾向;父母的职业对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发展城乡差异不显著,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加速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农村大学生适应城市化生活有关。     

试论民间法的司法进入

法律的存在应该回应社会的需求,因此,国家不应忽视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民间法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性等特点,它的特点决定了民间法进入国家法的最好途径是司法途径。当然这种进入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能够作为法源的民间法要具有普遍性、延续性、适时性、合理性、可诉性和权利义务性。     

法学研究如何学术——学术史方法的重申

当下中国法学研究学术性不强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学研究者自身,因此需要将视线转向学术本身。基于学术史方法是学术最基本方法的判断,可以发现中国法学研究学术性不强的原因在于学术史方法的缺失,这使得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混淆不清;法学难以确立自己学科的独立地位;法学研究中引证混乱并难以发挥学术评价功能;法学研究中学术传统西化倾向严重。而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学术性完善之路在于:实用标准与学术标准的适度分离,确立学术的独立性与学术评价的独立标准;增强对学术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学术史意识,强化学术规范;自觉推动法学学术传统的中国化。学术性、学术史方法并不是我们对法学研究的更高要求,而只是提醒我们在法学研究中首先要回到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然后再谈其他方法。     

人权三论

人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应当在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分别之,在自然属性上它是事实权利,在社会性上它才是道德权利。作为人权概念基础的问题是政府对待其公民的道德态度问题,把政府对待人权的方式表达为人权对政府义务上的束缚与限制,人类对人权的渴求和理想转化为政府具体的道德义务行动,这有利于推动人权的现实化和可操作性。从人权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来评价,人权对主体的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权利信仰价值与促进民主宪政的成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