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思

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潮,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堪称是与中国学术思潮的原创时期——先秦子学相比拟的大时代。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的兴起,不仅终结了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的主流学术思潮,而且还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形式和内容。但是,在这空前的学术范式之转型和学术思潮之兴盛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人文价值的失落和哲学精神的匮乏。由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构成的中国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在这一百多年作为时代精神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也因此构成了我对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的基本反思。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架构的理路辨析

民族问题求"解",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课题。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代抉择,是把统一与自治、民族与区域、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制度与法律、民主与集中、自然权利与国家权利因素有机结合,成功开拓出一条被实践证实、广泛为世界关注的经验之路。这是一则浩大的社会"方程",惟国家性质、历史背景、政策导向、及至厚重的文化根植推定这种制度安排。     

论村民自治权运行中的权力制约问题

村民自治权具有权利、权力双重属性。作为权利,村民自治权很容易受到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干涉或侵害,这就要求限制行政权在自治领域的效力,削减行政强权对自治权的压制;作为权力,村民自治权很可能侵害村民个体权益,甚至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要求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适度介入自治领域,防止自治权的滥用与无度。因此,必须合理划分和界定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介入自治权的运行过程,实现对国家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制约,以维护和保障村民权益,使国家权力、村民自治权、个体权利在村民自治权运行过程中达致平衡与和谐。     

刑事审级制度的哲学与法理基础

刑事审级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它的构建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司法的统一性、正义性、终局性和权威性的实现。希冀通过对刑事审级制度的哲学和法理基础的分析,来抛砖引玉,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充实理论依据。     

自治背景下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

流动农民是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阶层,考察流动农民阶层的政治参与状况,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其政治参与权利日趋边缘化。如何将一个为数庞大的阶层的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意愿通过制度化的办法予以满足,是政府必然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应高度重视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为流动农民的权益保护创造平等的政治环境;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清除流动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改革现行的就业制度,促进流动农民市民化;提高流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流动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组织载体。     

关于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延吉市新兴街道社区党建情况的调查

社区党建成为城市党建工作重点之一,是社会结构转型导致的必然结果。社区服务是街道党的主要职能和中心工作,发展基层民主政治、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是社区党建的主要任务。     

想象的数罪还是实质的数罪——论想象竞合犯应当数罪并罚

想象竞合犯具有多个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从一重罪”处断不能实现罪刑公正。当一个自然行为蕴含多个危害行为的意义时,构成多个危害行为的竞合,其实质是危害行为的复数。行为竞合的概念,在理论上不仅可能,而且正当。想象竞合犯实质上是复数危害行为的竞合,该复数危害行为分别符合复数的犯罪构成,属于实质的数罪。应当对想象竞合犯数罪并罚,这不仅是其罪数本质的要求,也是罪刑法定、罪刑公正的要求。     

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存在都根植于一定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之上,刑事调解制度也不例外。研究刑事调解制度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可以为刑事调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制度设计上的参考;而刑事调解制度的成功构建,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人性化,更好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On Trojan Horses and revolving doors: Assessing the autonomy of national official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ational officials working in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regularly invoke the fear that member states strategically use such officials for influencing decision making and agenda‐setting to their advantage. This article theoretically analyse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autonomy of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in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might become compromised. The ensuing predictions are then tested using a unique survey among seconded national experts (SNE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 ≈ 400). Finally, evalu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linked to reduced autonomy among SNEs in the Commission,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at these officials are, in practice, likely to b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member state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