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现行出入境管理法律冲突问题研究——以法律条文为分析对象

现行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冲突问题,主要表现为与国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及刑法等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及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相互之间的冲突问题。要解决这些冲突,完善立法是关键。     

论军职罪的立法模式

将军职罪纳入刑法典的做法,宏观上无视军民分治的社会事实及军事刑法的价值取向,微观上会带来一系列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为了落实军事专业主义的要求,迎合世界范围内军职罪立法的潮流,更好地展开军职罪的立法内容,在不影响刑法典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军职罪宜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     

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实验主义进路———以 1978 ~2013 年土地立法为样本的分析

实验主义立法进路的出现,是政治经济体制巨变所催生的产物.30多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则是该立法进路的一个缩影,而暂行法、试点立法则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验性立法的保障下,土地制度不仅平稳、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形成了全新的土地法律体系.虽然在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实验主义立法进路的负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但制度风险小、操作成本低的优点仍使得它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面对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验性立法必须在立法的规范性上作出适度调整,以保障土地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领袖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有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领袖群体直接相关。这个群体以天下为己任,献身于真理的追求;热爱劳动人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精神为一体并在实践进程中不断推向前进。     

试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实施的主要方向

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重视并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找准民族地区共青团工作的突破口,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团干部,对于促进民族团结、传承民族文化、开发民族人才等都具有深刻意义。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国民心态

俄罗斯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还在于国民心态的进步.开放的、国际化的、健康的国民心态,有利于俄罗斯更好地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民心态的现代化.俄罗斯的国民心态必须要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这样的国民心态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民情:美国陪审制度存在的基础和土壤——对提高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运行效果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民情是美国陪审制度存在的根基。当这种民情融入美国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的时候,它就可以有效地消解对陪审制度的各种挑战和质疑,甚至在陪审制度有碍于效率或有悖于公正的时候也能让美国人对其恪守不弃。从美国的经验观之,在推进"和谐司法"、"人民司法"的今天,虽然移植西方制度固然重要,但培育和改造我们的民情则更是必不可少。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妇女解放——妇联的视角

建国后,妇联为了将乡村妇女组织到政治共同体中,必须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妇联首先选择以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突破口,重塑妇女的思想观念,将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妇女观、婚姻观、家庭观渗透到乡村社会.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党和国家在保障妇女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妇女群体的控制能力.通过解放妇女,党和国家最终将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