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立国家刑事犯罪侦查局的设想

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机构设置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机构的设置也存在诸多弊端，随着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化，犯罪手段和方式的日益升级，现行刑事侦查体制已经逐渐表现出不适应性。因此，建立一支由中央统一领导的专业刑侦队伍已经势在必行，国家刑事犯罪侦查局的设立应该提上日程。     

“牢头狱霸”问题与我国囚犯管理的制度选择——基于博弈论的法经济学分析

牢头狱霸现象在我国的监狱和看守所中长期存在，国家机关希望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其进行打击，但这种现象却屡禁不止。对于牢头狱霸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式，相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尚属空白。本文通过非合作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对新老囚犯的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在管制资源不足的状况下，管理者在制度选择时宁可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依然选择产生牢头狱霸制度的深层原因和动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优势和不足，并对我国的狱政管理提出相应的立法和政策建议。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

现代国家的规制系统往往是复杂而庞大的。在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中,应当否定和废止的规制大量存在,同时,应当肯定和强化的规制同样大量存在。本论文将视角锁定在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分析上,着重探讨如何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意思决定的科学性、专门性,强调对各种信息的梳理、排除和活用,围绕立法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以及由此而得以确保的社会可靠性展开探讨,在民主参与、专门性输入及评价、救济等专门性保障的意义上,来构筑规制立法和政策形成的正统性。     

俄罗斯公司立法综论——兼与中国公司立法比较

俄罗斯的公司立法起步很早,但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司法体系。传统上,俄罗斯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在民法典之外,仍制定有公司单行法,并与调整公司关系的总统命令和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一并行使调整公司关系的职能。俄罗斯公司立法注重对私权利的维护,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践中的公司利益冲突不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也损及股东权益。有鉴于此,立法者不得不修订法律条文,增加强制性规范,强化公权力对公司活动的干预。这虽然与我国公司立法的趋向刚好相反,但两国立法的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找一个自由与干预的最佳平衡点。     

浅谈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完善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跨越国界的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但我国当前还没有调整涉外产品责任适用的法律制度,只是笼统地采用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缺乏操作性,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所以,必须在吸收相关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完善立法。     

契约效力与国家强制——以利益的冲突与保护为视角

民法从近代走到现代,国家强制与契约效力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成为民法与行政法领域研究的一个难点。管制性强制规范所蕴含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公共利益有着不同的品性,强制性规范产生的缘由无非是为衡量与解决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由此决定了以不同利益为目的的管制性强制规范在与意思自治发生冲突时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在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有替代保护的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承认契约的私法效力,应当在最小的限度内承认公法对私法的限制。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监督的立法完善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应当享有特定的法律地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监督职能很不健全。应当努力通过立法完善，重新设计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假释程序，拓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监督的必要措施和手段。     

法经济学视域下行政立法的经济性辨析

行政立法是一项经济活动。行政立法的成本投入是法治成本原初性、基础性投入。行政立法的收益则具有物质性、阶段性、无形性、双效性特征。基于成本、收益与效率、效益的联动关系,对任何一部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讲求效率的同时必须关注效益,坚持效率与效益并重,实现它涵容的良善、伦理与秩序的道德价值及盈蓄的公平、正义、自由与人权的法律价值,终极目的是体现行政立法的经济正当性。     

论区域法律体系——以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为视角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复杂的国家法律组织。它们的法律体系，都包含区域性组织的立法。在俄罗斯法律体系中，不能说存在着独立的区域法律体系。但是，存在着国家法律体系的区域组成部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澳门这些区域（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侵犯知识产权的后果极不容易确定，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成本．法律特别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在具体适用时，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应统一采用幅度式立法，统一赔偿的上限标准和下限标准，统一适用的前提，统一参考的因素；在主体特定时，以权利数量为计量标准；计算赔偿额时，区分主观状态，引入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