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我国经济转型

党的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从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西部开发中的环境财政金融问题探讨

中国目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第１０个“五年”计划中，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已成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实际出发，按照市场经济原理，就国家、企业、个人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上，应承担的财政金融责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其目的在于实现发展与环保的统一与协调。     

论西强我弱的态势及对策

关注并研究西强我弱问题,对于正确引导干部认清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更好地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起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强劲的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意识形态灌输与个体现实需要的对接互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指向

国家意识形态灌输与社会个体现实需要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双向考量,规制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向度和深度。国家意识形态、个体现实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于生活世界,融通于生活世界的生活性本质,决定了生活世界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体现实需要对接互融的基本场域。     

受教育作为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理论探讨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宪法中进行了规定，公民教育内含的意识形态选择和国家认同在公民个体来看并不是实现公民个体自由发展的最好方式，因而宪法规定的受教育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教育，在内容选择上意识形态控制的色彩不能太过浓厚，在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认同感时，将公民个体与国家作为彼此相关的共同体看待，公民应当保持自身的部分独立性，国家应尊重公民的自主精神。     

论民间法研究的犬儒主义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权力尽管对学术的控制全面放松了,但其仍然时刻保持着侵入学术的可能。法学学术面对这种政治情势形成了一种既试图回避政治禁忌又试图迎合学术体制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而民间法研究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生存策略,民间法研究者无疑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有着一种清醒的意识,但其仍然回避了关键的政治性法律实践问题,而在比较安全的去政治化的法律实践领域大力挖掘学术资源。民间法研究者还在既中立客观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绝佳外表下不恰当地将这种片面化的学术研究放大到法治建设的全局性地位,为其进行精致的正当化辩护。民间法研究者最终通过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能够达到一种犬儒主义效果:对学术无能的不自知、对逃避政治现实的自我说服、对学术繁荣的自我陶醉。     

重庆市司法区域划分制度研究

司法区相对于行政区而言，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的场域。科学合理地划分司法区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重庆市的地方司法区域在中国颇具代表性，研究重庆市的地方司法区域划分制度，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的地方司法区域划分模式。     

民族汽车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刍议——以奇瑞汽车为例

文章以奇瑞汽车为例，讨论如何在知识产权方面给予民族汽车品牌全方位保护，通过分析当前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的困境，运用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强调在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领域内要为民族汽车品牌屹立于世界之林保驾护航，针对现行立法对品牌保护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的建议，尝试提出一个符合法律、能够充分契合民族汽车品牌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或者愿景。     

西部开发:民族关系的变动及原因分析

本文从族际互动、国家行为、利益变动，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部开发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提出在开发中要注意处理宣传导向、预警机制、民族政策、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