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司法同时步入扫黑除恶和企业产权保护的元年,针对审前程序中涉案财物处置乱象问题,有必要厘清与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相关的制度与程序,强化民营企业产权司法保护。应当正确界定涉案财产的概念与范围,合理把握涉案财物的处置方式和处置标准,在区分程序性处置和实体性处置的基础上,从职能、权力和程序三个方面强化审前涉案财产处置的控制体系。为了应对实践中存在的处置任意化、程序偏行政化、移送和保管混乱等问题,应以取证规范化为基础强化涉案财物的审查认定,丰富涉案财物的保全措施体系,对审前处置程序进行正当化改造,建立和完善涉案财产集中管理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market deregulation during IMF interven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interventions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de jure labor rights. Combining two novel data sets with unprecedented country-year coverage – leximetric data on labor laws and disaggregated data on IMF conditionality – our analysis of up to 70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80 to 2014 demonstrates that IMF-mandated labor market policy measures significantly reduce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Once we control for the effect of labor market policy measures, however, we find that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increase in the wake of IMF programs. We argue that this result is explained by the impact of union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which, in such a context, are imbued with the policy space to respond to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The study has broade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s to wh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effective in constraining governments’ choices.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论警务活动人权保障与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给予人权,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居于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中。为了自身的自由生存、自由生活、自由发展以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具有人权。警务活动的主客体作为世界的主体,都具有人的一般本质属性。警务活动保障人权必须把警务活动的对象当做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意识存在物、主体存在物来把握。     

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建立以来,国际贸易自由化遭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挑战。为有效防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新的贸易壁垒,抑制科技创新与发展,进而成为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我国应在充分研究TRIPS协议的基础上积极回应,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为我所用,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简析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网络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方便、快捷与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因此有关网络隐私权的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隐私权概念入手,通过对各国法律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分析,提出对目前我国网络隐私法律保护的思考。     

APP主体的立法规制

A PP相关主体规范与否直接关乎数据信息安全,关涉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益.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不断发展,APP信息泄露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本文认为,应结合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通过完善A PP实名制度,构建A PP相关主体备案制度,实施数据信息市场主体准入制度和第三方参与数据收集制度,以加强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