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判决差异看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涉及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纠纷日渐增多。目前，尽管大多数学者对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已持肯定态度，认可其具有财产属性，但在其权利属性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我国无相关立法对其性质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约束，很多虚拟财产权利被侵害后，往往投诉无门。加强立法工作，保护网络游戏玩家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武夷山为例

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世界遗产数量众多,对世界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与利用,是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双世遗＂武夷山为样本,从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树立科学理念、推动多元参与、强化法律约束、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注重人才培养等相关对策,以期加强对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

在我国，通过权利保障维护供述自愿性的理论构想并未透过现行刑事诉讼法全面体现。在供述自愿性的权利保障模式之外，还存在通过外部权力制衡审讯权力，从而间接维护供述自由的权力保障模式。以侦讯的“基本有效性”为外部限度，供述自愿性的权力保障模式应具备如下特征：审讯时间方面，审讯只能在白天进行，且不能持续太长时间，两次审讯之间应有保障受审人饮食和睡眠的必要时间；审讯空间和审讯主体方面，以“平行式”空间布局为基础，配之以独立、尽责的场所管理者；审讯工具方面，应配置自动化的或由审讯场所管理者独立操作的审讯记录、监控设施。新刑诉法和警务机制改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权力保障模式的基本内容，但单一的权力保障模式不足以解决强迫性审讯的所有问题，保障供述自愿性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权利保障机制与权力制衡机制的有机结合。     

布莱克斯通与美国财产法的个人绝对财产权观

布莱克斯通在其《英国法释义》中充分阐述了他的自然法学说,并在继承洛克个人自然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绝对财产权观念。且认为这种绝对财产权来源于"占有",进而提出劳动—占有理论。布莱克斯通的这种基于融入劳动的占有即产生个人绝对自然财产权的理论,对美国财产法自然权利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培植了美国财产法理念中的个人绝对财产权观。     

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理论依据

对农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只是一般法上的权利保障问题,其既是法学的根本任务,在相关学科视域下也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哲学上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尊重人的尊严的具体表现,符合功利主义经验评判。从社会学上看,是在二元社会体制下实现帕累托最优和缓和社会冲突的客观需要。在法学上,既是法律平等原则的基本体现,也是我国宪法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学上,不仅事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而且是判断发展观的标准。     

对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反思

尽管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的进一步深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加强,然而该制度组成规则的不明确及某些内容的缺失也同时产生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体现的行业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场约束为导向,以该制度应有的效应为基柚,以制度引进的精神与形式之契合来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为当务之急。     

公安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公安行政处罚是公安行政执法中运用最广泛最严厉的具体行政行为。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实施治安行政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当前，公安行政处罚中人权保障的状况如何，在公安行政处罚中如何加强和体现对人权的切实保障，本文试围绕这两方面问题加以分析、阐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具体表现在其研究对象、理论视野、适用范围的开放性等方面。相对稳定的理论硬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放性的理论前提,开放性的本质是发展性,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是开放性的现实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努力构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之定性难题及前提性批判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逻辑使得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情况下的定性问题成为我国＂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难点：无论统一定罪说、分别定罪说还是区别对待说,均无法妥善地实现共犯制度适用的逻辑自洽性、周延性以及与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协调性。我国共犯处罚原则设定要求的＂确定刑罚以确定共同所犯的罪名为前提＂的制度逻辑是形成上述困境的真正原因,改变我国共犯制度逻辑之＂主体间性＂为应然的＂单方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存在着缺乏配套法律规定、忽略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司法机关与其他保护机构衔接不够等问题，因而难以完全实现立法的初衷。为解决问题，应完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扩大司法保护范围，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建立社会化的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