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型工业化建设与现代服务业发展

新型工业化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之上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有效途径。本文对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服务业存在的不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以检察机关制度完善为视角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使律师的执业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制度的平衡。因此，制衡的检察机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的配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可在检察权的完善、检察职能的内部配置以及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试论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构建——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乡镇政府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由于传统管理范式无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回应乡村居民的服务需求,需要乡镇政府求诸自我能力再造,转换职能。而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是走出当下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现实呼唤。     

新农村建设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加强一线农业科技力量,切实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培养创新型农民。培养新型农民是党和政府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到农村的有效载体。     

浅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会人”管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如何做到既服务好“社会人”，又管理好“社会人”，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为此，应主动适应“社会人”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社会人”发展引导机制；强化专门工作，完善对“社会人”的动态管理；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自发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     

中越关系新发展与经贸合作新机遇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双方恢复了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双边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经过近10年的发展和积累,进入21世纪,中越关系具备了新突破新发展的条件,已经从传统的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提升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更高层面。     

所有权主体在民法中的归依——对以所有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形式的重新设计

先要澄清物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的概念范畴,依据我国立法,物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在外延上不是一致的,法人在我国可以成为他物权主体,但不能成为所有权主体。这种状况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另外要澄清私人与自然人的概念,私人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因为它的内涵虽然意为“私”,但是“私”与“公”的比较从来是相对的,有一定参照前提的,法人中的成员相对于法人是“私”,法人是“公”;而法人相对与国家是“私”,所以用私人所有权取代自然人所有权不科学。应该根据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打破原来的所有权“三分法”,建立新“三分法”。     

论布雷顿森林机构表决权集中制度的改革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表决权集中制度可以弥补投票权分配制度的不足。但现行的表决权集中制度问题不少,改革时可以适当增加要求全体通过的事项;降低特定多数通过的比例要求,有效地运用和发展双重多数通过制;明确协商一致的内涵和外延,限制它的保留和解释,明确和提高它的法律地位,并作为表决权集中制度的常规和先导;引入公司治理中关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如实行累积投票制等。     

从思想政治工作到行政文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转型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和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政党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和社会从整体到个体的转变,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对人民群众和公务员群体双重作用缺失的困境。行政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共同的属性,是对传统思政工作的创新和超越。因此,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应不断加强服务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民主型行政文化和科学型行政文化的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和谐问题研究(下)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服务、管理和科学决策体制;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为出发点,构建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体系;建立城乡之间的和谐共荣,消除制度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从根本上实现城乡之间的心理和情感和谐;以教育为中心,加强人的建设,着重提升农民的文明程度,实现两个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