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写入 1982 年宪法的历史回顾与新期待

1982年宪法制定时,对于是否要写党的领导,在政治、思想领域曾经有激烈的交锋,因为邓小平的决断,党的领导最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写入宪法.而在宪法中如何写党的领导,也经过了反复考虑的过程.彭真认为,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领导受到怀疑和反对的情况下,就不能将党的领导写成一种主张,只有阐述党在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所做的几件大事,才能寓理于实,统一思想.但由于以写历史代替写主张,又导致序言中党的领导缺乏确定的内涵,即便参与立宪的先贤们对其中的诸多问题在认识上也存在模糊和不统一的情况.不久前,中央公布制定党内法规五年规划纲要,决定以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将党的领导的各类事项予以制度化,这是落实1982年宪法中党的领导的重大措施,给人以新的期待.     

贵州省城乡统筹发展再观察:对城市“反哺”论的批判

城乡统筹不只是物质形态上的统筹,它强调了一种文明的统筹。衡量城乡统筹状况的指标包括经济融合、人口融合、生活融合、社会发展融合、农业现代化等指标。研究表明,当前贵州城乡差距依然存在且较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城市反哺论的失灵。为此,应实施以山区特色产业开发为支撑的一二三战略。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尚未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本文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现状入手,分析其面临的障碍,在借鉴国外这一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解决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一种超越知识产权的新型民事权利

本文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权利性质的探讨。在概括介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权利说、传统资源权说、知识产权说、土著产权扩张说等学说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现有民事权利中最为近似的知识产权的差异,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独立权利的主张。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下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发展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缓解经济和政治危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论来推动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警训教官素质结构的“新木桶理论”模型初论

警察实战训练教官(员)是警察实战技能的传授者,警察实战训练教官(员)素质是公安教育训练研究的新领域。文章从“新木桶理论”模型出发,探索了警察实战训练教官(员)素质应有的结构,结合“新木桶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优化的途径。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互联网条款”对于新类型网络服务的适用问题——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率先确立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互联网条款将其扩展为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并使其广泛适用于一般网络侵权领域。《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又有相应的规定。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发展,新类型网络服务层出不穷,在适用通知删除等规则中不断产生新问题和新争议。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新类型网络服务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其中必要措施的界定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必要措施的妥当性取决于与特定网络服务的匹配性,可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情形,以利益衡量的方式确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个案中应当根据新类型网络服务的特性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等情况,合理权衡特定网络服务与必要措施的适应性,妥善确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现有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趋于全面,实证调研分析显著增加。然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后应从更广的学科范围、充分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重点包括: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宏观背景进行深入、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现行政策进行评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的前瞻性、统一性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之间及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比较研究。     

文明论:东北亚研究的新视角

作为东北亚区域研究重要的理论架构,文明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传统的东亚文明“浑然一体论”的束缚,进一步理解东北亚区域文明的基础构造,把握东北亚区域文明结构体系内部“中心—边缘”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处理好国别研究和区域文明整体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比较中加深我们对东北亚区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