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核心。我国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的设计上 ,存在着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对其他价值保护不够的问题 ,科学的证明标准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确立。“客观真实”寓于“法律真实”之中 ,没有“法律真实”作保障 ,“客观真实”将无从谈起。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道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使三者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确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论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

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认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创设了不被容许的风险,该风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并且该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时,由此行为引起的结果才可以客观地归属于行为人.客观归属论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重大挑战,并在刑事政策上针对刑罚扩张适用提出了有说服力的限制标准,研究客观归属论对推进因果关系思考有很大裨益.     

检察官学院的目标定位及其实现

检察官学院作为检察机关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基地,需要在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形势下找准培训目标的定位,以此进行教学现代化改革,为加快培养检察机关各类人才搭建一个科学的平台.     

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世界各国的刑法大都规定了未遂犯,未遂犯为何遭受处罚即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中外刑法学者期望解开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大陆法系出现了主观的未遂论、客观的未遂论和折中的未遂论的理论对立.主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实现犯罪的行为者的意思或性格的危险性的外部表现.客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惹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危险性.折中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折中的未遂论应是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论“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法中的适用——以司法裁判为视角

“合理期待原则”建立在保险合同附合性基础上,但与疑义不利解释、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免责无效制度等格式条款传统规制规则不同,其是在总结、反思上述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立的保险合同规则。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并不是简单地满足投保人的主观期待,而是在探究可能导致投保人与保险人利益失衡的各种客观因素的基础上,为平衡保险各方权利义务而做出的必要司法调整和干预。“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缔约自由萎缩,为了保持司法的谦抑性,有必要明确“合理期待原则”的客观适用标准和具体适用程序,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并为我国最终引入该规则提供有益的借鉴。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也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是应以客观真实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存在缺陷,应以法律真实为理论基础,建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

在全球形势深度变革的情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现出经济层面上的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因此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宜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可为多个议题设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机制创设功能,掌握区域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进而影响全球性国际规则的重构,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早在 1979年刑法第 14 7条中就规定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1997年又对本罪主体进行了适当调整 ,将其进一步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发生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更多地要依赖于各种文化间本身的调和来解决 ,而并非是依靠外在强力的压制 ,从而单纯地变为谁服从谁的问题。因此作为国家调控社会最后采用的手段———刑法而言 ,适用范围是十分狭小的 ,相关研究也未有太大的突破。笔者拟从本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三个构成要件出发作一分析。     

诉讼证据认定标准之我见——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谈起

在司法实践中,以“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作为认定证据的标准,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官把“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这不符合司法的基本原理。用“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及时地审结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防止错案的发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