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请求权行使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物权请求权的正当性能够为考量物权请求权行使的限度提供充分依据。物权请求权行使的正当性可以从人性基础、物权请求权实现自由的功能、物权的人权属性、物权法的效率价值等方面得到充分证明。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照"伤害原则"来确定物权请求权正当性限度。     

论我国法官阐明行使之范围

法官阐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而阐明的行使问题更是诉讼中活的机制和力量。随着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行和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主张我国民事诉讼应当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成为理论和实践的主流,阐明的行使及其范围的问题确需给予更多务实的关注。阐明行使应当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对行使之范围的理解要从时间(包括时机、程序、阶段)和内容等多个角度来把握。文章针对我国国情提出阐明行使之范围的具体化的内容,并从相反情形划出法官阐明应当避免涉足的范围。虽然司法实务中阐明行使标准很难掌握,但由于阐明的行使对当事人权益的实现有着较大的影响,故此本文也顺带提出了赋予当事人对法官不当行使阐明的相应救济手段和程序的建议。     

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构想

司法救助制度在我国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相关立法的滞后,加之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均衡,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影响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效果.为了完善我国司法救助体系,就有必要考察司法救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并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探讨,提出完善该制度的构想.     

保证保险二元性思辨及其法律适用

从一种抽象概念演变为我国消费领域中较为普遍的商业动作行为,保证保险的出现及其发展仅仅经历了短暂的近十年时间,然而对于保证保险性质的混乱认识及立法上的空白,直接导致对保证保险关系当事人之行为无法进行统一规范和调整,笔者认为,保险公司以其保险人身份介入消费信贷关系中与保证人身份进行兼容,从而为各方当事人及司法实践提供了对信贷风险可选择的两种救济模式,并以此区别并优越于单一保证模式,并本着私法自治、司法权被动性之精神为保证保险纠纷公正合理地解决对保证、保险双重模救济模式进行了理性选择。     

物权变动中的权利救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变动中常常出现出卖人交付动产标的物而买受人未为对待给付;不动产交付前所有权未移转时,"一物数卖"等问题,这些现象易生交易不公和交易风险,有害于出卖人或者买受人的权利保护.本文提出运用所有权保留、特别动产优先权和预告登记制度加以救济.     

转继承与夫妻财产制

作为经常发生的现象,转继承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继承法》并未对转继承问题做出规定,因此,转继承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引起了争议。明确遗产的法律地位,分析转继承的适用范围,并结合我国的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才能正确的处理转继承问题。     

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中的法律政策

现实生活中的损害广泛和复杂,而民法只对有限范围内的损害提供救济。法律政策决定着民法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在近代民法,通过过错责任、因果关系、非财产损害不赔偿原则、直接受害人理论以及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等法技术过滤工具,实现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经济自由、行为自由和最低限度地救济受害人的法律政策。随着民法向现代发展中法律政策强调有限制的经济自由、合同风险更加公平的分担以及对人具体关怀下受害人最大限度的救济,各国法通过扩展无过错责任、扩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可请求赔偿主体以及发展法定的一般注意义务来予以回应。我国损害赔偿法应明确其法律政策,并以此为前提确定更加合理的损害赔偿范围。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原深度贫困村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基于安徽省24个深度贫困村的调查研究

截至2020年底,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也为其他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加强农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解决了现行标准下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代表农村的贫困问题已经彻底消除,相对贫困问题、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成为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本文对部分深度贫困村进行实地调研,...     

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缺失及救济——以职业健康权为例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兼有农民与工人二者的双重身份。从法学的角度看,农民工的重要特征是权利贫困。目前,我国农民工的职业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开胸验肺"事件即是典型例证。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的罅漏成为制约农民工维权的关键因素,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