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注意义务阻却事由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主要包括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它是传统过失犯理论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需要的必然结果，具有缩小过失责任的功能。从国外的情况看，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现被广泛适用。在我国，注意义务阻却事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形式上的肯定。但事实上，它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发挥着作用。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应当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有所体现。     

关于摸底排队侦查措施原理与方法的拓展

在新形势下,摸底排队侦查措施面临着挑战,需要对其原理与方法加以拓展。在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原理和同一认定原理在指导摸底排队工作中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扩充,同时系统论的相关原理、信息转移原理应当拓展到摸底排队侦查措施中来。在探析拓展摸底排队侦查措施原理的基础上,摸底排队侦查措施的具体方式方法应当拓展且不限于利用通信痕迹、视频监控、网上摸排等方法上。     

完善我国应急法制的理念探析

面对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公共危机频发和重发的态势，科学地构建法制化、系统化应急体制，已成为各国政府管理的当务之急。虽然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多次突发事件中的具体应急管理工作表明，我国的应急法制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法治缺位、经验缺乏以及机制不健全等也是不争之实事。基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需求，如何架构应急法制的理论体系已成为完善其制度设计的首要问题，而探究应急管理应遵循的基本精神与原则更是奠定其理论体系的理念基石。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合比例原则考察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实质就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使的具体方法、方式,有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实践中由行政综合执法机关依法进行自由裁量。通过运用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剖析实践中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行使,提出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来运用比例原则以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行使进行有效控制。     

论商誉与商标的法律关系——兼谈商标权的自由转让问题

从创建商誉的过程看，商誉具有整体性、依附性、专属性以及流变性等四方面的特性。与商誉的这四方面特性相适应，商誉与商标之间所呈现的是一种彼此独立但又交互影响的关系。尽管在某些情形下，商誉对于商标价值的形成、利用和保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并非是决定商标权确立和保护的根本基础。而在商标权的转让方面，虽然商誉无需与商标权一并发生移转，但其仍对商标权的转让起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可以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吗？——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以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漏洞补充时,裁判的依据不是诚实信用原则本身,而是补充法律漏洞时所创造的具体规范,否则会存在多重的自相矛盾.直接适用说曲解了授权条款的含义,混淆了裁判权源与造法权源,误将方法当成了内容.直接适用说,不利于法律思维能力的训练,还加剧了我国传统思维缺陷对中国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干扰作用.     

公共财政下的税收债法理论

国家与财政的公共性密不可分,二者关系的厘清,不仅关系着财政学基本理论的明确,也关系着我国财政法治的实现。而税收债法理论一改国家分配论的权力观,不仅为学界理解税收、税法的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更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法体系。以公共财政为背景,从公共财政的核心及具体要求出发,探讨税收之债的基本涵义,着重分析税收债法概念的引入对于税法原则、税法权利及救济等关系着我国财税法治建设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理论基础及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为确立党员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党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论断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时代价值。     

Designing for equitable civic engagement: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discourse in contested spaces

A common theme of research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citizen engagement centres on the need for empirical studies that conduct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nuances and complexities of these processes. This article offers a distinct response to this nee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wo ethnographic case studies of a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cess in a multilingual, highly diverse community in which Spanish-speaking Latino immigrants were involved. By analyzing participants discourse from the case studies,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reframing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as design decisions rather than static proced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