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的边界--以公共信息为标准

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具体人格权，体现了社会对人在作为独立个体角色时的尊重。但是人不可能总游离于社会角色以外，自然人的隐私和隐私权也有边界。隐私的边界不是自然人的公众人物的社会角色，而是信息的公共性或公益性。以公共利益等原则确定的公共信息来划定隐私权的边界，才能实现独立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和谐统一。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探讨

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对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作为条件。对缓刑犯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并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在出现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时,主刑执行期间仍应剥夺政治权利,主刑执行期满之后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则视主刑执行之前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是否届满而定。     

人力资本理论是对按要素分配的重大理论突破

按要素分配是以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为前提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分析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揭示出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突破了传统的按要素分配格局,较好地解决了按要素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主体的几个层面

传统的诉权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已日渐显露出缺陷与不足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 ,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海洋污染已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害 ,却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诉权理论与诉讼实践上的链接缺失 ,使环境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救济。对该类纠纷 ,应对“利害关系”作扩大化解释和对起诉资格进行放宽。作为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主体 ,本文认为应分三个层面 ,一是与污染损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是具有海洋管理权能的行政部门 ;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侵权公益公诉。这三个层面共同担当起缺失的守护神——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     

教师对学生性侵犯中学校特殊民事责任的比较法学思考

少数教师利用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已成为严重威胁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 ,学校及教育部门的雇主责任也成为法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无论是以无过失责任为原则的美国雇主责任制度 ,还是以过失责任为原则的德国雇主责任 ,就本质意义而言 ,性骚扰中雇主责任是由于特定的雇佣关系存在 ,体现一定价值判断的雇主与受害人自由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二种责任制度的差异 ,根本之处在于其不同价值判断对雇主和受害人自由的态度 ,取决于相应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从未成年学生权利为宪法上公民权利的高度、从保护未成年学生至高无上的自由权利出发 ,应建立起学校及教育部门在教师对学生性骚扰中的严格雇主责任。     

关于按劳分配的若干理论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分配方式,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有本质区别,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情况,正确理解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论新闻策划与公关意识的融合

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和受众选择的制约,媒介之间的竞争加剧,新闻策划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公关意识逐渐融合。在具体的策划运作过程中除要遵守新闻传播规律之外,还应遵循社会公益性、科学指导性、针对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则。在新闻策划的过程中成功地融入公关意识,可以达到媒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报道,从而树立媒体的整体形象,提高媒体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论中国的合作经济

20世纪 5 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 ,从方向上说 ,组织个体劳动者走合作化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但采取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合作化 ,严重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 ,违背了经济规律 ,则不能肯定。从改革开放 2 0多年的实践情况看 ,老模式的集体经济与新模式的合作经济 ,二者的发展态势是不相同的 ,并总结出了 8种合作经济的类型。合作制和集体制尽管都属于公有制范畴 ,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公有制和企业制度 ,鉴于老的集体经济模式已出现萎缩状态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按新体制规范发展。     

西部大开发中需要借鉴的外国经验

放眼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从政府行为即政策措施倾斜的角度,扶贫济弱,加大贫困地区的开发力度,使其迅速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尽快走上致富之路,进而缩小差别,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许多国家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为此,本文分别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西、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并进行了国际社会反贫困的经验比较,旨在强调我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应该从中学习其有益的经验。     

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动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对于贸易增长的原因 ,一般认为是发挥了比较优势作用 ,进一步的分析则发现中国贸易的增长实际上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双重作用的结果。后发优势的利用促进了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与转换 ,以制度学习效应和技术学习效应为核心的后发优势在贸易增长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