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与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形成冲击和挑战.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整体素质,形成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必须选择合理的社会政策,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民主机制,同时大力发展教育.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积极效果，为经济良性发展打下基础。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可能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受户籍制度与优先发展工业等政策因素影响，国内城市劳动力技能水平优于农村，且国内收入差距主要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展现。使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信息构造衡量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省级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给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压力，着力解决再就业问题，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实现人、技术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19-20世纪初俄国主要社会等级收入状况解析

19-20世纪初俄国实行等级制度,收入存在等级差异.官吏、僧侣以及自由职业者不同等级间收入差距明显,且同一等级内部收入也有分层.官吏的收入有薪金和各类补贴等,加起来相当可观.僧侣的收入来源包括土地、政府拨款、信徒缴税、主持圣礼等,收入也属上游；与前两个特权等级相比,自由职业者包括教师、医生和画家等,是社会的下层,总体收入较低.但高薪官吏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官吏不过是官僚集团可怜的雇佣;也并不是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都低薪,部分医生、教师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是官僚集团的一分子,收入丰厚.     

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文章提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要形成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改善供给拉动消费的机制、改善预期让消费者敢于消费的机制。     

农民增收的金钥匙:优化分工与提升人力资本

农民增收难,根本原因是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农民被排斥在较高端的分工与分配体系之外。优化分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财富增长效应与财富配给效应。建议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区域内专业化分工;放开国内市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教育培训等公共品的提供,引导农民契合较高端的社会分工;鼓励农民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保障农民收益。     

死亡补偿费研究——尝试一种非主流观点

死亡补偿费的性质不仅关系死亡的民事救济,还涉及生命权的有无以及宪政和刑法理论对于生命的关注.现行法将死亡补偿费定性为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客观上把人看作获取收益的工具,有悖生命伦理.死亡补偿费应该是对生命损害的补偿,死亡赔偿项目除包括死者生前的健康和财产损失,现行法规定的其余赔偿项目都应以死亡补偿费概括.死亡补偿额以35岁为基数,赔偿可支配收入35年,每增加或者减少一岁,减少一年,最低赔偿不低于10年,对二亲等亲属的赔偿数额酌减.     

论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条件

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结构基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社会内在机理;现代教育,尤其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的直接“引擎”。     

从收入分配的视角解读经济和谐

文章从收入分配问题出发,探讨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多经济环节中的利益关系和其它矛盾。以收入分配问题为切入点去理解经济和谐的具体要求和实现经济和谐的途径,对于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广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对财源建设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广西经济已经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文章利用广西统计年鉴和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和资料,探讨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财源建设的影响,以便广西在下一轮的结构调整中能更准确地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使广西财政收入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