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文化”的法哲学思考

“山寨文化”看似简单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可以透视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建设的得失。它的出现首先表明了一种个体的独立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反映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理性的缺乏。从法哲学角度对“山寨文化”加以分析和探讨,并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建设进行检讨,对于我国法治建设走出山寨困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与相关竞争法的制订——从“本土化”的视角

针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滥用,我国尚未制订专门的相关竞争法对之予以规制;尽管已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对该法的制订进行过理论分析,但从＂本土化＂的角度予以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初步探讨了与此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即该法与我国知识产权国内法的关系、如何审慎地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该法的制度重心应如何予以安排。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相关竞争法,应在总体上凸显＂最强化＂的制度特色。     

各国警察执法保障对策比较研究

对比研究中外部分国家警察执法保障相关立法规定。在借鉴国外警察执法保障相关立法经验和我国警察执法保障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完善我国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对策。其中包括：建议单独增设袭警罪;建议修改《人民警察法》第三十第五条规定,加大对侵犯警察执法权力的处罚力度：规范合法警用暴力的使用标准。完善警察执法保障的其他建议是：建立完善人民警察维权的机构;充分发挥警用装备的作用;提高民警自我防护意识;强化民警执法素质和执法活动效能的训练。     

罪犯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的建构研究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监狱作为国家专门行刑机关,在对罪犯实施惩罚改造的同时,对罪犯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给予保护,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但由于重刑主义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不把罪犯视为同类的心理以及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罪犯权利往往得不利有效的保护。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发展的要求,作为国家法律文明的窗口——监狱,有必要建立健全保障罪犯权利的法律制度。     

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新公司法当中修改了股东知情权的内容,谓之一大进步。但同时有不完善之处,尤其在对公司商业秘密保护方面问题突出。在保证股东的知情权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司的经营利益,从立法规定到执法公正再到司法救济上,减少甚至避免二者之间冲突的发生。     

论加强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自颁布以采,其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者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维权难度日益增加。《消法》需要在倾斜保护的立法理念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通过增加消费者的权利和完善鉴定机构等途径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     

对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之法律探析——完善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建议

我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实用艺术作品均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实用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至今仍为空白。我国应结合国际公约、条约和国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应明确规定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具体措施。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中国语境分析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我国侦查程序中非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权利救济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侦查程序不具诉讼形态,也使得公诉权缺乏应有的控制,公诉方式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造成庭前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落实,证据展示程序难以运行,庭审法官的预断不能排除。加强权力制约与保障人权,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设立刑事审前法官．     

Authors’ Rights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An Overview Of The Ideas Of Authorship And Authors’ Rights In Socialist Yugoslavia,And How These Ideas Did Not Change To Reflect The Ideal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using the example of socialist Yugoslavia, how and why authors’ rights laws were applied in a socialist regime relying on the same rhetoric of ownership and individualism that marked their use in the capitalist West. In this way, Yugoslav laws have served us as an excuse to exam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legal apparatus and a type of control over creative processes that these rights make possible. Since it is a fact that both single-party socialism and pluralist capitalism have employed the same concept of authors’ rights and authorship, it is our claim that the two systems have been and are equally interested in limiting creative freedom by means of property derived from authors’ right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Yugoslav legislativ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actice borrowed from the Soviet variety of socialism, we will consider examples from that tradition as well, treating it as the strictest incarnation of Marxism in Europe.

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初探

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两大类别或层面构成: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前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是直接连接这一复杂意识体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并为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输送“素材”和“原始动力”,以及决定其起积极作用的程度和其传播的速度和深度,影响其走向。后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部分,直接标示着这一复杂意识体的水准;它具有以理论化、系统化、定型化的形式自觉引导现实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的功能,并推动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使其发挥持续和稳定的作用,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两者间的区别和联系,显示了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以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逻辑上看,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两大层面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么不仅会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走入歧途,而且也会损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