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佤山通道的形成及其在我国对外交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阿佤山是指以佤族为主、多民族聚居、集地理历史概念为一体、跨我国与缅甸联邦两国边境地区的一个地理单元。这一特点决定了阿佤山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许多国家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和陆上捷径,是我国西南地区对外交往交流的重要门户之一,由此,文章提出阿佤山通道这一概念,并认为认识阿佤山通道的形成及其在我国对外交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云南建筑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构筑对外开放新高地必将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加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法规制度建设

新时代党的领导以全面领导为特征,以法治化为基本方向,为此,必须在准确把握党的全面领导内涵的前提下,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法规制度,使党的全面领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全面领导以政治领导为核心和根本,在党的全面领导的法规制度建设中,要着重围绕政治领导,首先从《宪法》《党章》层面对党的全面领导做出规定,同时也要在党的全面领导的主要领域做到有规可依,注重用党内法规制度解决党的全面领导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维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     

贯彻司法为民彰显人文关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源于英国,是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肇始2004年,2009正式建立。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渐趋统一,但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属性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期望该制度全面解决刑事被害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必须要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与现行的其他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法视阈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政府、社会及农民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既有相应的权力(利),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各自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和调整对象,本文分别基于这三个法域检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考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的越位和缺位,反思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和基础作用,提出在社会法视阈下政府应定位在承担法律制度构建、财政支撑和监督管理之责任。     

中国（上海）自贸区刑法个罪的修正适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冲力，同时也会对《刑法》的普遍适用产生强烈影响。在自贸区制度创新过程中，刑法相关个罪或将产生新的内涵。此外，由于奉行支持创新、倡导自由的理念，自贸区还将出现大量刑法特殊适用的情形。如何在自贸区刑法普遍适用和特殊适用之间找准法律与经济的平衡点，成为摆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在不偏离自贸区改革创新轨道的前提下，寻求《刑法》在自贸区的修正适用，才是自贸区刑法革新的应有之义。     

家庭决策、孝道与农民工家庭养老--基于夫妻视角的分析

利用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基于夫妻视角对现代家庭决策与传统孝道观念行为对农民工家庭养老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夫妻在父母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情感支持方面差异显著。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对丈夫而言，平等的家庭决策和孝道观念是重要因素；对妻子而言，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孝道行为。在日常照料方面，影响因素仅仅体现在家庭决策方面，丈夫表现在现金支配决策方面，妻子表现在子女教育和自己外出打工决策方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论司法权运行的民主性——以自组织理论为分析工具

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自然界复杂性现象和事物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适用于广义自然界下的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比较可以发现，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司法权运行系统，存在开放性、两造的非平衡性结构、证据裁判及非线性攻防特征，这与自组织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吻合的，或者说司法权运行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同时，司法权运行中所必备的整体性视野、非决定论思想和不可逆理念也与自组织理论的哲学特性契合。司法民主是司法权运行系统的自组织性体现。以自组织理论分析司法权的运行，可以避免比较法、逻辑理性等法学视域的狭隘，为司法民主寻找更为客观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根据。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