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所有权法学诱析

所有权是私法上的概念,而国家所有权兼有公法及私法上的特性,这使得研究国家所有权变得复杂。文章以国家所有权概念为切入点,分析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内容、行使及国家所有权保护等相关内容,旨在丰富我国国家所有权理论,以期有益于我国今后的物权立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之实践。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论《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指导思想与政策取向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公布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我国实现东北地区振兴的时间步骤安排、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基本途径和保障措施,为东北地区未来10~15年的经济社会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特别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以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为核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加快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核心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以发展社会事业和生态建设为重点提高区域发展支撑保障能力的政策思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纳西族文化变迁中的非均衡性

文化变迁是一场纷繁复杂、生动万千的过程 ,不是某种文化在同一时间全部发生变迁。从纵向看 ,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横向上看 ,文化变迁始于文化中某个成分的变化。一个民族与周围民族的交往 ,往往会打破其文化运作的均衡状态 ,又终因文化的整体性特征而形成新的平衡。由于民族间及国家间交往的频繁 ,文化变迁中的自变量越来越难以预测     

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及目标

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性及其目标 ,是推进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的重要依据。根据产业化的一般规律 ,结合云南省的实际 ,可将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及发展目标 :培育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表现,具体阐述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方法,对于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运用经济、教育、法律等方面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刍议

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情感、风俗习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自成体系的习惯法规。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被削弱。但旧习惯法中的赔命价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产生了一系列执法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规定,以便妥善解决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现象有关的特殊问题。     

浅论执政合法性视野下的协商民主

在现代政党政治社会条件下,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流失,执政合法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程序合法性方面通过协商民主,尤其是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在公共政策决策等各方面的协商中达成共识,对巩固执政党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格头苗族生态文化看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维护及发展

格头村苗族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对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物种的保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的贫困状态,对保护区的保护又产生消极影响。文章对雷公山保护区的维护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