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和正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

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条件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四种情况,缺乏可操作性。2008年4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较大的修改,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进行准确理解和适用,及时转变观念、加强调研,正确把握好修改后的抗诉条件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抗诉工作的首要任务。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探索、传承与创新完善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使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境界和新的水平。     

论我国公益公诉制度之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矛盾逐渐凸现,因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日益成为社会公众的一个迫切要求。虽然法学界对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到达了一致认同,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本文中,笔者力图通过介绍公益诉讼的相关概念,阐述公诉权理论,分析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来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若干可行性建议,以期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

江泽民法治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加强社会主又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立法工作;加强经济法治;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加强法制教育;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政法队伍;认真学习法律和法学知识,加强法学研究和建设;强化法律监督;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等十三个方面对江泽民法治思想作了概述.     

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关系实证研究——基于SPSS软件包所作的“相关”分析

作为联结故意杀人罪罪量与宣告刑量纽带的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种量刑情节对宣告刑量的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如是否共同犯罪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81,危害结果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12,被告人过错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279;而是否累犯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是否残忍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公为-0089.     

对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的思考——以国庆60周年为契机

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取得良好的效果,至今仍为人称道。以史为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宣布对一批被判处刑罚已经执行一定时间、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监狱服刑罪犯实行特赦释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     

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目前网络犯罪集中发生于经济领域并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原有网络犯罪相关刑法规定不能满足有效遏制犯罪的需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对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有着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路径研究

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伟大使命的自觉担当角度去谋划自身建设,捍卫了党的政治属性;从世界时局和时代趋势的科学把握中去谋划自身建设,体现了党建的世界性和现代性;从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互联互动中去谋划自身建设,彰显了党建的务实和中国化;从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结合中去谋划自身建设,更加注重党建的规律性。这些多维视角清晰显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逻辑,使党的建设充满了时代气息,更富有规律性和创造性。     

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新论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初探

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两大类别或层面构成: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前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是直接连接这一复杂意识体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并为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输送“素材”和“原始动力”,以及决定其起积极作用的程度和其传播的速度和深度,影响其走向。后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部分,直接标示着这一复杂意识体的水准;它具有以理论化、系统化、定型化的形式自觉引导现实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的功能,并推动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使其发挥持续和稳定的作用,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两者间的区别和联系,显示了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以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逻辑上看,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两大层面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么不仅会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走入歧途,而且也会损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