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勤勉义务之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增资阶段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尽勤勉义务的董事承担责任,但就责任的性质和责任的承担方式没有进行规定。董事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性质应当是侵权责任,承担责任份额的大小,应当结合过错、原因力和公司法保护利益的特殊性等因素综合考量。董事在违反勤勉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论理想人格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理想人格是一种无法具体描述和实现的假设,在学校教育中不可具体化、不具可操作性。因此,学校教育应该把理想人格视为终极目标,而不是直接目标,否则将会给学校教育带来灾难性破坏。学校教育真正目的被挤兑;学校组织界限被模糊化;学校教育效率降低等。所以,学校教育应该与理想人格保持距离。学校人格教育过程中影响因素复杂,致使学校人格教育与学生人格发展结果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所有以理想人格为标准的对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评价都是不合理的。     

全球科研评价体系的演进与发展--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四国为例

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四国科研评价体系发展的纵向梳理,以及对四国最新科研评价体系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此四国科研体系具有一些共同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评价体系的精细化、评价成本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引导的明朗化。这些评价体系的特点对我国建设科学而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榆林建设低碳城市的战略思考

建设低碳城市是榆林市的重大战略选择,榆林建设低碳城市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政策优势。榆林全面建设低碳城市的战略路径须从制定低碳城市规划、推进产业低碳化发展、实施更严格的低碳生产技术标准、打造低碳示范社区和消费低碳化等方面入手。     

铜陵市实施跨江发展战略思考

实施跨江发展是铜陵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和愿望。铜陵要成功实施跨江发展,圆跨江发展之梦,就必须充分认识铜陵跨江发展的重大意义,科学把握铜陵当前实施跨江发展所存在的阶段性特征,努力破解下一步实施跨江发展所面临的思想认识不尽统一、动力机制欠缺等难题,着力化解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全力实施四个加速、四个尽快的双四策略。     

人民监督员的制度化发展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从试点运行至今已有十年时间,作为一项新生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这十年间接受了来自社会各方的多角度评价,其制度本身也在与实践的不断融合中被催生出多种发展可能。现阶段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影响其深层次发展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内部运行中,同样体现在外部参与中。只有敢于跳出现的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推行方式,有次序地从根本性问题入手进行制度完善,建立真正获益于整体的制度模式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     

延安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问题及对策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陕西省为进一步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确定以延安为试点,支持延安在全省率先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经过三年的实践与探索,延安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深入研究不断探索。本文从总结延安经验,梳理发展难点,探寻解决路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试图为延安以及类似地区未来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皆基于对问题及其根源的准确判断

＂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但是,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深化改革,都必须从具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出发,对问题本身及其根源作出准确的判断。问题的根源必须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重点寻找那些从我国特殊过渡体制产生出来的特殊原因。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不能单纯归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形式本身,而主要是国有经济和政府机构职能定位及其行为的不合理造成的。这些不合理不仅来自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而且来自先前＂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问题及其根源找准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也就寓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