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现有的国际和国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基本都体现为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协会、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或国内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内法院为主体的三层递进式架构。在我国,由于独立体育仲裁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对内体育争端解决的专业性和法律效力不足,加之对外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难以公平、高效地解决体育争端,甚至造成了国内争端的国际化。《体育法》的修订为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供了契机,其中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应以体育自治为基础,建设完善的体育仲裁机制,通过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仲裁机制,保障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明晰仲裁范围,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形成平行且竞争的协同关系。     

近20年来台菲经贸发展之探讨

本文以台湾所推动的“南向政策”为观察点,探讨近20年来台湾与菲律宾的经贸活动。认为无论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或之后,赴菲律宾均非台商南向投资的首选,台商赴菲投资的意愿一向较其他东南亚各国低。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以社会“普遍和谐”为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和谐发展的美好蓝图。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相通之处,可以为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型发展模式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     

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以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保护为视角

本文对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存在的对未成年子女利益考虑不够和保护不足及缺乏有效监管与救助问题,尤其是针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性质界定和保护,抚养费的合理使用、监督与救济,以及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和离婚时抚养等问题现行立法或呈现空白或很不完善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借鉴外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有益规则,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和具体对策,着重强调在完善离婚立法中应最大限度地凸显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以充分体现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     

绿色税收:欧盟经验与东北之鉴

作为对外部性予以纠正的公共政策方式,绿色税收能够引导节约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提高社会福利。德国、荷兰等欧盟国家在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关注各方面利益的相互均衡,促进社会效率与公平协调发展;与此相适应,课税理念也得到了调整,并以税收制度变迁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这些对中国东北地区经济转型都具有借鉴意义。     

启蒙、理性与神话——浅谈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理论家,凭借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启蒙在帮助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控制,并且声称要为人们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的同时,又将人类带入了另外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更加美丽的神话当中。因此,如何揭穿这个虚伪的神话就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     

对美国商务部有关汇率低估构成可诉补贴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美国商务部新近颁布实施的《补贴税调查程序中有关利益和专向性的修订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不符;该修订规则缺乏《SCM协定》中有关提供补贴的适格主体的内容,把汇率低估视为补贴的做法与《SCM协定》行为要件“财政资助”和结果要件“授予利益”的规则和实践也不相符;而把有跨国购买或销售行为的企业视为专向性考察中的一组企业的规定也与《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相左;另外,修订规则将汇率低估视为补贴也缺乏国内法的依据。修订规则为美国肆意征收反补贴税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武器。我国应该在美国国内司法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架构下挑战这一修订规则,纠正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对我国地方立法中职务犯罪预防措施的评价——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对腐败犯罪实施综合预防战略。《公约》设立专章,对预防腐败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目前,我国尚无预防腐败措施方面的中央级专门立法,但是,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市都进行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立法。以《公约》为参照,借鉴国际经验,检视我国地方立法中职务犯罪预防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论起诉裁量权

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比,起诉裁量权是指检察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犯罪案件,基于自由裁量,酌情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法学理论界对起诉裁量权的研究远不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样充分。起诉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前承侦查、后启审判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程序是否继续进行,因此,起诉裁量权具有很高的制度价值,尤其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研究起诉裁量权制度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我国的起诉裁量权制度存在瑕疵,行使效果不如人意,亟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