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民知法守法的法律宣传

中国古代很早便推行社会性的普及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自先秦至明清,法律宣传形式多样,覆盖面广,代有特色,体现了古圣先贤以法治世、以法育民的智慧。有些经验对于当前的普法教育也有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如立法贵在简明,便于官吏习法执法、百姓知法守法;首重官吏,次及百姓;法律宣传逐渐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     

或有期间三论

或有期间研究的一个必然逻辑起点就是论证或有期间真伪问题。从制度的本源上展开分析,或有期间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乃为独立存在的期间制度。然存在或有期间却并非当然具有存在之必要,还需要论证或有期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或有期间应当是具有独特存在价值之制度,即能够通过限制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获得或行使特定的权利,结束权利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从而妥当地均衡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或有期间制度的构建则应当遵循或有期间内在价值的指导,着眼于"严格性"的基本定位,同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公平,以安排或有期间基本制度的具体内容。或有期间制度的基本规定应当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并列规定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期间制度一章节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晶，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论新型受贿的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为视角

文章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     

有关官员财产申报观点的评析

官员的个人财产隐私权应让位于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公众知情权已经是学界达成的共识。但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程序上的粗漏、执行力度的薄弱、司法追究的缺乏使得我国的该项制度基本上流于形式。基于对学界出现的“条件不足”、“时机成熟”、“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几种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可知，其建设和推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绝不能以配套制度尚未完善为由而停滞不前，不是条件不足，也不是时机不成熟，利害关系才是关键。因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先，本着崇高的公共服务精神，尽快将官员财产申报制推广开来，落到实处。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的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统一战线与社会管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和对策

ODR机制作为一种新生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在解决小额的、当事人间物理距离遥远的网络民事纠纷方面具有特别优势。而ODR机制存在着受理案件的有限性、提供救济方式的有限性、技术工具的双刃性等价值定位缺陷；存在着信任性不足、接近性难等实务利用缺陷；存在着程序被滥用、实践标准混乱等制度设计缺陷。ODR机制价值定位存在的缺陷是ODR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实务利用缺陷和制度设计缺陷则可以通过相应的对策予以消减甚至消除。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邓小平对提高党员质量的探索——以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为文本依据

党员质量问题,是关乎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问题,是党应对复杂局面和抵御各种风险能力的基础。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党员质量问题从提高党员质量必要性、党员质量的标准、党员质量提高的办法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思考。《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凝结了建国以来邓小平提高党员质量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