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思想及在中国的借鉴和发展

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他认为执政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由党的性质任务决定的；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并且他就如何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一系列思想，他强调要从群众需求的角度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执政党要真正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给人民广泛的知情权，并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他的这方面思想在中国得以继承和发展。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恢复性司法的发展、挑战与选择

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在预防与控制犯罪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恢复性司法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保护被害人权利,弥补受损社会关系、帮助被告人重返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传统恢复性司法在制度设计、程序规范、实施时间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对其目的、效果的质疑也与日俱增。而从制度上对恢复性司法进行完善,特别是加强审前程序的司法监督和完备审理后制度设计,是恢复性司法面对挑战的新选择。     

欧盟过境货物知识产权保护最新态势——兼评欧洲法院“NOKIA”案和“PHILLIPS”案

自2008年10月以来,在欧盟一些海关屡屡发生过境货物遭到扣押的事件,尤其是荷兰海关屡次扣押印度等国的过境药品,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英国和比利时法院分别在审理“NOKIA”案和“PHIILIPS”案过程中对过境货物是否扣押产生疑问,并向欧洲法院提出咨询.近期欧洲法院对两案合并审理,做出一项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厘清了过境货物、 “虚拟制造”理论等基本问题,对欧盟海关的知识产权执法和法院司法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国政府和企业也不无裨益.     

从大陆回台的台湾学生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民主斗争

台湾光复初期,曾在大陆学习或生活过的一些台湾学生回到了台湾,他们在争取台湾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专制政治制度的斗争中,参与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二.二八＂事件并进行武装斗争;利用文字宣传和做青年学生的工作,传播民主和祖国统一的理念。     

论我国《物权法》中的占有保护

通过我国《物权法》对占有保护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占有保护制度的设立,反映了经济需求,适应了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此对我国《物权法》的构建和完善提几点建议:即在我国的法制理念和国情条件之下,是否应该规定自力救济权;而我国占有保护请求权的规定又是否合理,是否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国有没有必要把占有之诉单独列出;以及论述一下我国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     

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伴随着党的产生而产生、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震惊了世界,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特点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国情出发,组建了一支来自工人、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形成了一个来自人民、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领袖群体;实现了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和依托,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走向。     

当代马华报刊文本中的华族政治参与意识表达

本文通过对《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及其他马华主要报刊相关言论和社论的文本分析,揭示了20世纪80-90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包括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民主政治实践的探索,以及超越种族政治的发展变化过程。     

我国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法制的现状与课题

我国严峻的治安形势与有限的警察力量之间的强烈反差，倒逼出私人力量对警察任务的参与。无论是充满争议的治安承包、辅助警察、拍违有奖和警方线人改革尝试，还是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合作戒毒和社区矫正，都真实地反映了转型中国警察任务民营化跌宕起伏的图景。从警察任务民营化改革的时机选择、法制依赖和监督加强上看，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在我国行政法上依旧是一个未竞的前沿课题。     

抵御执政风险——以“共建共享”为核心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逐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更加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新里程碑。＂共建共享＂思想顺应了新时代执政规律的需要,顺应了新时期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