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研究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提出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其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在党内的探索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已经展开,并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当前,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紧迫任务是,必须抓紧理清社会管理与社会民生、社会管理与社会稳定、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社会管理与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等五大基本关系范畴。而共产党作为社会的执政党,通过主导管理格局、主导党群关系、主导基层基础、主导社会组织、主导虚拟社会、主导核心价值,事实上在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当前党员领导干部贯彻民主集中制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北京市局处级领导干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及存在的不足,对今后贯彻民主集中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公共危机与领导干部危机公关能力的提升

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是由多方原因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施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最核心的部分是提升领导干部的危机公关能力。为此,必须提高领导干部掌握危机公关的策略、方法和技巧,提高公共危机预测和善于正确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以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解析

随着国际与区域科技竞争加剧,科学、合理地界定“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关系到国家与地区有关人才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文章通过对现代科技创新特征的分析,认为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是高新技术领域中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熟悉国家或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的、科研能力和产业化能力突出的创新团队领导者,分为前沿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科技产业化领军人才和复合型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并据此提出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的评价维度和培育机制。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认定及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对“非法传销”明确入罪,使“组织、领导传销罪”成为独立罪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以往对非法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也加大了对该行为刑事制裁的范围。加强了打击力度,能够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使得罪与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除准确区分直销与传销外。应注意三点：一是单位不能成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二是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种行为犯：三是组织、领导传销罪与其他罪可数罪并罚。     

莲花县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

随着党史学界特别是江西学者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这段历史资料的不断挖掘和对历史史实的不断考证,莲花县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历史作用得到新的认识。通过对文家市、宾兴馆、古城会议内容分析,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还有目前没有文献史料推翻的宋任穷的回忆,可以得出＂引兵井冈＂的重大决策是在莲花宾兴馆会议作出的结论。充分认识莲花县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决策方法,大力发掘莲花县的红色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变化对刑事政策的引导机制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指导和调控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性产物，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以刑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在诸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变化的快慢以及经济建设环境的好坏，对刑事政策的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刑事政策的目的完结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引导功能的发挥。探讨经济变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韩国古代诗歌的大唐影响——杜甫与李达诗中的“马”意象

韩国古代＂三唐诗人＂致力于学习中国唐诗,努力将自己的诗风与唐诗接近,在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典范。李达与杜甫的人生遭际类似,一生处于社会底层,抑郁不得志,他的《柳摠戎紫骝马歌》是赠与知己友人柳珩的诗.表达了一个远离于主流社会的局外人的悲哀。他借鉴了杜甫诗中的＂马＂意象,但又有所不同。杜甫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马＂的形象映射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李达的诗中只是以一个叙事者的身份状物抒情,没有达到杜甫的意象高度,李达虽然模仿了唐诗,但并没有完全悟透其中滋味。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侧面,揭示韩国古代三唐诗人在接受中国唐代诗歌中的得失。     

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在规范分析层面,党领导立法的语境是在党的机构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之后的事情。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开启了党领导立法的话语和实践探索。经由对党的规范性文件的分析,党领导立法的特点和规律得以突显。这些特点包括重申党领导立法必须坚持的原则不变;党领导立法的结构体系和格局更加具体;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思路的变化为完善党的领导勾勒了基本路径。党要引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的方向;同时支持人大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     

从三个“谁”的角度分析中国国有公司治理——鉴于日本的失败经验

在日本,公司治理的效力很早以前就成为较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许多经营者监督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存在很多漏洞,这是因为日本的法律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比如日本的法律规定股东大会选任监事和董事,董事会和监事对董事或者代表董事进行监督,而在现实情况中,社长把握着极大的权力,可以选任自己的部下作为监事和董事,甚至在退休之后都可以垂帘听政。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引进了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制度,但是这种公司治理制度改革不能认为是很成功的,以日本的失败经验为基础分析中国大型国有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很有参考价值,这就是日本没有从三个"谁"的视点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