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的边界--以公共信息为标准

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具体人格权，体现了社会对人在作为独立个体角色时的尊重。但是人不可能总游离于社会角色以外，自然人的隐私和隐私权也有边界。隐私的边界不是自然人的公众人物的社会角色，而是信息的公共性或公益性。以公共利益等原则确定的公共信息来划定隐私权的边界，才能实现独立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和谐统一。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调查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调查显示当前广州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引人关注的若干基本特点 :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职能部门以及领导人是党群、政群沟通的第一线力量 ;报纸、电视等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 ,互联网在参与中的作用加强 ;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 ;选举机制的不完善和沟通渠道的不畅通阻碍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多数公民倾向于以正式途径和理智行动解决纠纷 ,但对激烈手段的认同率有所上升 ;必须重视由利益受损、失业压力及腐败问题造成的群众性事件     

从韶关市村委会的构成看农村妇女政治参与

对韶关市村委会构成的抽样调查表明 :村委会构成中妇女比例小且处于配角地位 ,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意识弱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无明显因果关系 ;妇女的传统角色定位、指派荐举方式、文化素质、农户独立耕作制度是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障碍。应通过鼓励、政策倾斜及妇联组织介入提高妇女在村委会中的比例 ,调动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热情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比较

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 ,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原、被告的举证责任分配上     

浅论世界法制格局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从法治生成的角度来看 ,世界各国法治有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种主要类型。中国属于典型的外生型法治类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法律文化的主流 ,两大法系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着历史性的多方位的影响。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探讨

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对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作为条件。对缓刑犯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并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在出现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时,主刑执行期间仍应剥夺政治权利,主刑执行期满之后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则视主刑执行之前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是否届满而定。     

人力资本理论是对按要素分配的重大理论突破

按要素分配是以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为前提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分析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揭示出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突破了传统的按要素分配格局,较好地解决了按要素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仲裁中应设立第三人制度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仲裁活动涉及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于仲裁中应否设立第三人制度意见不一。仲裁的实践、仲裁的法律性质和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应从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方式、时间 ,第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等方面加以规定。     

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主体的几个层面

传统的诉权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已日渐显露出缺陷与不足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 ,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海洋污染已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害 ,却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诉权理论与诉讼实践上的链接缺失 ,使环境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救济。对该类纠纷 ,应对“利害关系”作扩大化解释和对起诉资格进行放宽。作为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主体 ,本文认为应分三个层面 ,一是与污染损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是具有海洋管理权能的行政部门 ;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侵权公益公诉。这三个层面共同担当起缺失的守护神——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     

教师对学生性侵犯中学校特殊民事责任的比较法学思考

少数教师利用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已成为严重威胁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 ,学校及教育部门的雇主责任也成为法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无论是以无过失责任为原则的美国雇主责任制度 ,还是以过失责任为原则的德国雇主责任 ,就本质意义而言 ,性骚扰中雇主责任是由于特定的雇佣关系存在 ,体现一定价值判断的雇主与受害人自由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二种责任制度的差异 ,根本之处在于其不同价值判断对雇主和受害人自由的态度 ,取决于相应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从未成年学生权利为宪法上公民权利的高度、从保护未成年学生至高无上的自由权利出发 ,应建立起学校及教育部门在教师对学生性骚扰中的严格雇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