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瓶颈的几点思考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观念、制度、政策和管理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全面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构建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才能扫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深层次看,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破除城乡分离的体制障碍。     

经济全球化与"体面劳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处于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之中.国际上关于"社会条款"和"体面劳动"的提议,或者是出于贸易保护的目的,或者是出于保障现实中被忽视和侵害的劳动者权益的目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为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为尽早在中国实现"体面劳动",中国应该以国际劳工标准和"体面劳动"的内容要求为参照,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建立起一套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对于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农村经济又相对滞后的地区来说,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广西平果县在发展县域经济中,统筹城乡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积累了宝贵经验。     

城镇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对城市犯罪的影响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城市问题却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诸多困扰。城市问题是城市犯罪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温床,从整体层面上研究城市问题对犯罪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所有的城市问题中,城市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两种主要的"城市病",而且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关系复杂,其互动效应与联动效应对城市社会治安大环境的形成,对城市犯罪问题的衍变,对犯罪行为的主体与受体的塑造等,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建国后我国城市犯罪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综合影响下,曾形成了4个犯罪高峰期,目前仍居高不下。     

宋代经济领域中的告赏立法

立赏告奸作为鼓励吏民揭发犯罪的手段,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出现,其后历代多有此类立法。而宋代的告赏立法,不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犯罪亦广立告赏之法。仅此项立法,在宋代已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法域,成为古今中外实不多见的一种法律现象。     

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探析与思考

京津冀经济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崛起之后,正逐渐显现出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第三极的趋势,但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挑战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前景并存,如何摆脱困境,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

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能力、环境监管能力、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环境制度创新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之提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是量刑协商的根本要求,不仅不会侵犯审判权而且有利于审判权更加合理地行使,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创造条件,具有正当性基础。精准量刑建议包括确定量刑建议和"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的不同类型,遵循比例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并根据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与程序简化力度之间成正比、与案件重大程度成反比的关系,构建出"分类精准"模式,分为速裁程序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为主"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辅等五种类型。检察机关分类测算精准量刑建议时,在量刑基准上应坚持责任优先主义,根据行为的不法与罪责确定责任刑,并采取"点的理论"确定起点刑和基准刑,把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予以考量。通过建立与"分类精准"相适应的量刑指南、量刑协商、量刑建议说理、量刑调整等机制,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准。     

近20年来台菲经贸发展之探讨

本文以台湾所推动的“南向政策”为观察点,探讨近20年来台湾与菲律宾的经贸活动。认为无论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或之后,赴菲律宾均非台商南向投资的首选,台商赴菲投资的意愿一向较其他东南亚各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