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恩格斯的诠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观领域,同时提出辩证而又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概念,从而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二重化了。     

警察的政治分析

警察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现象,与人类的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警察作政治分析,就是从政治权力的不同层面,对警察性质、警察功能、警察体制、警察与执政党、警察与行政、警察权与公民权、警察与现代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准确把握警察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     

公司法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含义——以公司表决权规则为中心

在当代公司法学研究中,效率是一个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尊重情感、伦理等在其他法律场域中可能要被考虑的多维目标,在公司法中无需顾及。因而,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法律经济学,无可争议地成为公司法学研究中最具解说力的分析工具。就此而论,揭示公司法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含义,以公司法的演进路径和适应性品格为基础,反思并检讨我国的公司法学研究和立法实践,对于当前的公司法律变革,将起到思想和智识指引的作用。而作为公司法的基础制度安排,表决权规则的设计更应本着效率之理念进行。     

寻求实践方案：当前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建设性的核心内涵

劳动关系是构成社会运行基础的重要社会经济关系，实现对它的良好治理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 现实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机制，无论政治逻辑赋予的应然角色，抑或过往事实蕴含的实然经验，皆表明媒 体需要成为治理参与的行动者。通过观察具体经验现实，在与源自域外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对话的基础上，研究 发现：当前语境下劳动关系治理中媒体的建设性，其核心内涵应理解为一种以“寻求实践方案为重心”的理念。 贯彻媒体的建设性，意味着观念上应秉持“积极的专业参与”立场，行动上则重在寻求“实践导向的方案”。其间， 如何妥善处理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是媒体面临的普遍挑战。     

试论著作人身权的权利限制——一起委托作品著作人身权纠纷引发的法律思考

著作人身权,是发表、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统称,而不是泛指作者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人身权.这些权利虽与作者的格利益和身份利益有着密切联系,但不同于传统民法中的人身权,因此,不能根据传统民法原理推导出著作人身权不能与作者的人身相分离的结论.在委托作品合同关系中,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人身权的归属是可以由合同约定的.此外,著作人身权还要受到相关法律和习惯,尤其是行业惯例的限制.     

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学说与刑罚本质理论

刑事古典学派有两种类型,即旧派相对主义和旧派绝对主义.前者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其功利主义的意志自由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在刑罚本质问题上达到了功利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统一;后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其意志自由理论则以唯理论为基础,将具有自我意识的成人的意志自由作为犯罪与责任能力的基础,没有割裂刑罚报应中的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分析

资源开发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的资源是广义的概念 ,不仅指自然物质资源 ,应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综合体。因此 ,西部地区资源开发 ,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     

对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融入中心。要在加快企业跨越式发展上有新成效;要在充分发挥民主管理作用上有新起色;要在不断扩大组织发展会员上有新突破;要在积极构建企业和谐稳定环境上有新作为;要在努力增强工会组织自身能力水平上有新提高。只有这样,工会工作才能适应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更好地体现和保持先进性。     

科学发展观论域中人的创构逻辑

在科学发展观论域中,人的创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思想的逻辑、生态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四位一体的合成。它们分别与自然—社会文明中的科学人、思想—制度文明中的文化人、全球文明中的世界人创构以及未来文明中的未来人的创构相互适应。科学发展观是人的创构逻辑的重大创新,是对全球文明的宝贵贡献、对未来文明的重要开启。     

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评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

现代公共管理不再由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大权独揽,未经公法授权的私人机构亦能占据一席之地。一些机构的公法职权与私法职权界限日渐模糊,导致难以判断这类机构实施的行为究竟属于公法范畴还是私法范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即属于此种情况的机构。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新加坡高等法院通过此案确立了司法审查中的渊源标准与实质标准。即使决策机构未经公法授权,但只要该机构在事实层面上履行了公共职能,其决策就可能需要受到司法审查。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中确立的司法审查标准,对于讨论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的行政可诉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