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用世界历史理论解读现代社会的开放性

开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蕴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因此,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必须与整个世界进行双向沟通和交流的开放型社会,开放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属性。     

世界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选择,是数代中国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不但实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也为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发展范式,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生态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所包涵的第一重生态意蕴在于:研究世界历史既要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也要看到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引起普遍交往的建立,进而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第二重生态意蕴在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侵略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生态意蕴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诸多启示。     

物质世界的消极冷漠与网络社会的积极主动——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两面性分析

相对于传统的物质世界，网络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社会。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中，呈现出消极冷漠和积极主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对青年政治参与的两极现象我们应该有客观的、清醒的、辨证的认识，以引导青年追求适度的、与政治制度水平相适应的政治参与，这不仅取决于青年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也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发展。     

和谐世界视野下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构

"和谐世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历史高度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理念。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也为国际事务的解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野。近年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阻碍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秉承和谐世界理念,通过国际合作,重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才能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共处,共同推进世界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人与自然“深层”关系辨析——从深层生态学出发谈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

生态危机的发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凸显.人们纷纷著书立说探讨如何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求摆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这些研究中,深层生态学之人与自然"深层"关系说独具一格,并对整个生态保护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深层生态学并未真正达到其所说"深层"程度,它依然存在着将人还原为自然存在物的倾向.自然和自然界是两个不同概念,古希腊人将自然看作是涌现和本性,现代人把自然视为自然界和自然物.这种转变表明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之为人只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不能与自然界融合统一.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是使人能够从中生成为人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深化规律、顺应潮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从规律层面来看，科学发展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人类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弘扬和谐文化构建和谐世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核心价值理念、道德情操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以及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安顿感的需要。和谐、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和首要价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和生命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心、民族魂的表征。化解人类冲突,构建和谐世界需要倡导和谐理念,弘扬和谐文化。     

China and global development: towards a Global-Asian Era?

The ris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riv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may presage a new phase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postulates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phase – a ‘Global-Asian Era’ (GAE) –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It suggests that such an era is likely to be distinct from any of the earlier pha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global footprint, in terms of its busines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ctions and their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is likely to b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what has gone before. The paper sketches the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before turning to a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a possible future GAE.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some of the evidence that could be marshalled in support of the hypothesis. It outlines a series of vectors (trade, aid and energy security) along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discern some of the ways in which an emergent GAE could be seen as impacting o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paper argues that, at least for these vectors, a China-driven GAE is likely to provide danger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