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恪守党的本质属性、巩固党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思想基础、凝结团结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还对其内容作了提纲挈领的规定。深入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个根本制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更是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需要。     

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坚持辩证性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就成为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本刊邀请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韩振峰教授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对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社会转型、体制创新、社会成员思想观念变化及经济全球化等带来的诸多冲击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性、合法性、必要性出发,对新的形势下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思考。     

浅谈大众文化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近20年来,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发展,构成了对我国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弱化,并且低格调大众文化导致青年大学生价值迷失,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本文拟通过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利用网络全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措施,达到消解和抵制大众文化负面影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目的。     

文化走向市场亟需厘清的一个问题--市场中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定位

在市场中厘清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及定位,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十字街头到十字架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修订版出版了,通过其中增加的篇章可以隐约窥见刘小枫思想变化的轨迹。10年前初版所收录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记念冬妮娅》、《流氓话语与意识形态》等文章,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美刊称中国世纪来临

“中国朝着世界大国方向的崛起是可以被管理的。这不一定会引发德国和日本当年崛起带来的恐怖。为中国的崛起干杯吧。”1月11日，提前出版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少见地为中国崛起“欢呼”起来。许多专家指出，每期发行量高达500多万的《时代》周刊，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美国甚至西方主流社会的声音。《时代》杂志的报道表明，“中国威胁”以及“遏制中国”，已经不是西方看待中国“最时髦的词汇”，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责任”或“中国的崛起可以管理”之类的字眼，实际上已经接受中国的崛杞。但也有分析指出，中国和西方未来“竞争”的磨合期仍将是长期的。《时代》周刊的文章同时称，“（对中国崛起）也不要感到过于安逸”。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

“解冻”是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和典型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两松两紧”四个阶段，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但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解冻”同时也顾虑重重，不同时段也不乏强化“控制”。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对苏联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均带来巨大影响。     

执政党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凝固语法结构的词语,第一次出现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此前的表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是一个不稳定的修饰词,是对"社会主义"这个主干词的限定,而无论是从1982年的历史状况、政治现实,还是从邓小平的话语内涵和后来执政党的相关阐释来看,都是新时期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新解释,但是这个时候这种新解释还没有定型,具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点,它更像是一系列具体执政方针和措施的总结和罗列。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生态位下降,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势。要适应当代时空观以及文化主权的相对性特点,把握“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的根本趋势,以“三个代表”引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