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通过全党上下艰苦努力,贫困群众按时实现脱贫摘帽,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性工程。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义

对革命一语的内涵理解具有时代局限和现实挑战。从狭隘历史视野出发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作出的理解,是在实践性经验基础上抽象出的非全面理性认知。它对各类以及各阶段的革命话语与革命任务凭借的是模糊化处理方式。这样就难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性或宏观性上,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蕴。而各类革命话语是具有耦合联动效应的统一体,具有时空的连贯性和独特的目标性,而使其统一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其方式是政党的自我革命。     

浙江省侨联“三服务”助力侨企复工

走访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月18日,为认真贯彻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三服务”活动和疫情防控工作有关部署,根据省委统战部关于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相关要求,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实地走访了部分复工侨资企业,重点了解当前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倾听基层和群众诉求,帮助协调企业实际问题,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核心要义

继承已有的丰硕成果,提升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新境界,其核心要义是:明辨笃行——立足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古开今——以丰硕理论成果为基础,继承、提炼、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正法直度——明确政治价值取向及评价标准,对错误思想严肃批评;朝闻夕没——坚持群众立场并加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落实培养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尤其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研究,不仅要通过话语体系回应大学生的思想困惑,而且要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加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脱贫攻坚不等不靠 小康路上敢闯敢干——昌江县把脱贫攻竖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抓紧抓实

近年来,昌江县切实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紧抓实。奋斗经年,昌江县2万多名贫困群众脱贫退出、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全县农村实现无一个家庭住危房、无一人因病掉队、无一个学生失学辍学。脱贫攻坚不等不靠,小康路上敢闯敢干,在脱贫攻坚战斗中,昌江县打出了诸多"独特招式",为建设昌江"山海黎乡大花园"创出全新局面。     

体认与呈现:中国传统史学话语及其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史学话语是中国古代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思想文化语境尤其是思维模式的产物.当下研究中国传统史学,首要的是最大限度地破除近现代以来认识论与科学思维主导下的话语系统与思维模式,破除历史认识的"对象化"与历史呈现的"图景化".以感情认识与理智认识融为一体的"体认"作为认识方式与思维模式,可以自然进入中国古代具体的社会环境以及思想文化语境之中,适切"呈现"中国传统史学的本质特征.     

下沉党员,有“画”说!

2020年以来,应城市持续用活“下沉”模式,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为主线,推进“一线征集,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组织晒单、群众评单”的“一线五单”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以项目化方式促进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实体化运行为抓手,着力充实社区力量,务求服务群众取得良好效果。     

新媒体视域下推进群众工作的对策研究

新媒体的发展形态与群众工作的核心要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借助于新媒体的信息优势实现群众工作的政治优势,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从现实来看,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群众工作提供了新平台、新渠道、新方式,但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此形势,新媒体视域下的群众工作存在定位不准、认识不清、体制机制建设不到位、素质能力不达标等问题。为此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必须准确定位新媒体、高度重视新挑战、主动积极有作为,通过搭建平台、健全机制、创新方法、培养人才等具体途径破解问题,迎接挑战。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