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据判断中的运用问题探析

目前地方司法机关正在尝试将人工智能用于刑事司法，其中在证据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也有所运用。人工智能运用于证据判断，应遵循辅助性原则、有限性原则、可反驳原则。在证据能力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对证据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判断，但可以进行形式上的筛选和把关；在证明力判断方面，人工智能不能单独承担判断证明力的任务，但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有效的辅助和参考作用，如发现证据之间的明显矛盾或形态的变化；在证明标准判断方面，人工智能同样难以单独承担事实认定及证明标准判断的重任，但人工智能对证据规格的判断能够保障司法人员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审查证据。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人工智能用于证据判断的目标、方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系统设计上应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运用而进行有区别的设计。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从闽南方言俗语看闽、台婚姻旧俗——《闽南话漳腔辞典》札记

本文认为,<闽南话漳腔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版)是方言志、亦是民俗志著作;"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是方言学、亦是民俗学之道.本文从<闽南话漳腔辞典>收录的闽南方言俗语及其释义部分举例取证,描述或补述闽、台婚姻旧俗之若干情节,说明和证明闽、台两地民俗文化的共同性.     

论明清回族学人对王岱舆《正教真诠》的认识与评价

本文主要依据明末至清代的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的序跋文字,考察了明清回族学人对于王岱舆<正教真诠>一书的认识与评价,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正教真诠>在中国伊斯兰学术史上的地位.     

全面履行党章赋予党的纪检机关的职责

职责和任务是《党章》赋予党的纪检监察机关的使命,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和任务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是党的纪检监察部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迫切需要;党的纪检监察部门应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认识《党章》赋予的职责和任务,着力提升个体素质和整体能力,增强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当前,理顺党的纪检机关的领导体制,是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党章》赋予其职责的重要保证。     

《论语》中的富民思想浅析

《论语》是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论语》中所体现的富民思想包括:富民是根本,求富是人之所欲,对于国家来说,人民和粮食更为重要,民富才君足;节用是补充,统治者要节约用度,不可贪欲太重;“均无贫”是保证,只有“均无贫”,才能保证稳定的社会秩序,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富裕起来。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较量--兼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在研读吕磊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一书的基础上,揭示出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学术研究日趋意识形态化,这对于容观地分析西方的学术成果启示重大。     

从《野性的呼唤》和《狼图腾》看生存法则

在《野性的呼唤》和《狼图腾》中,生存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频繁穿插于故事情节之间.杰克·伦敦和姜戎从不同的叙事视角揭示了这个生存原则,杰克·伦敦是从巴克的角度,虽然是动物的角度但是不可避免地要掺杂进人的思想,而姜戎则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观察写作,没有猜测或者掺入任何动物的感情.     

评《安娜&#183;卡列尼娜》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三个女性形象安娜、陶丽和吉娣,陶丽主要是作为母亲而存在,吉娣是好妻子的范本,家庭中的天使,而安娜则是一个摆脱了女人三种固有身份的原初状态的女人,她为自己而活然而却终究无法摆脱对男人的内在依附性。三个女人各自散发出了独特的光芒,但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着男权社会形式各异的束缚。这是她们共同的悲哀。     

关于性骚扰立法的几点思考--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款

本文就中国性骚扰立法提出浅见。首先须准确界定性骚扰的概念,将公众场所性骚扰、女性对男性性骚扰、同性间性骚扰和非受雇性骚扰纳入性骚扰范畴;其次坚持以反性别歧视法为主的立法路径,明确雇主责任;最后应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手段,形成反性骚扰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