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国化考证与疏义

"Diktatur/Dictatorship"一词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外辞典中被译作"主国之职"或"独裁官之职"。马克思主义德语原著术语"Diktatur"在十月革命实践推动下进入日语,日本社会主义者按早先传入日本的《英华字典》模式造词,以和制汉字词"独裁"对译,并会通英语词"Dictatorship"。留日旅日中国人早期多采用"独裁"译法,同时还配词"专制"、"专政"、"专断"等对译英语、法语文献词。中共成立后,直接从德语母词和俄语母词"Диктатура"翻译。"独裁"、"专断"、"专制"和"专政"作为语素与"平民"、"劳农"、"劳工"、"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等词搭配,形成"平民独裁政治"、"劳动者专断"、"劳动独裁"、"劳农专政"、"劳工专政"、"劳工阶级专断政府"、"无产阶级专断"、"无产阶级专制"、"无产阶级独裁政治"、"无产阶级者独裁制"等"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多种译法。"Proletarian Dictatorship"在中国经历了从多种译法到统一译法的概念发展史,并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中国化延伸,"专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概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蕴含的“营养剂”及其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战略要求。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蕴含着促使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锻造优良作风、增强过硬本领、培养战略思维、培育群众观念的"营养剂",充分运用其"营养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关键所在。     

新中国70年视野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作为国家对生产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安排,是各个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项改革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其中的主要的问题有"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发展关系的维护、耕地保护制度的强化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完善等。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精准掌握此项改革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抓住改革的重点和主线,注重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