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tection of 6-monoacetylmorphine in urine, serum and hair by GC/MS and RIA

6-Monoacetylmorphine (6-MAM) is a good indicator for the intake of heroin and can be detected in blood, urine and hair of heroin users. A new radioimmunoassay (RIA)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6-monoacetylmorphine (6-MAM) was tested for its usefulness for the quantitation of the drug in urine, serum and hair. Its cross-reactivity with heroin and its metabolites, and related compounds was also determined. Eighty-nine hair, six serum and 25 urine samples where 6-MAM had been previously identified by GC/MS were analysed for 6-MAM with the new RIA kit. A good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the GC/MS and RIA results for the hair samples. However, the amount of 6-MAM found in serum and urine differed considerably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This difference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cross-reactivity of the antibody with morphine and morphine-6-glucuronide, which are present in much larger amounts in serum and urine, than in hair. To evaluate a new rationalisation procedure, some hair samples were split into two portions after incubation. One part was analyzed for 6-MAM by RIA, and the other portion by GC/MS.     

GC/MS研究海洛因代谢物在吸毒者体内的分布

应用GC／MS－SIM测定了海洛因代谢物吗啡在两例海洛因延缓死亡者的体内分布,并分析了收集到的7例案子的毛发（头发、腋毛和阴毛）中6-单乙酰吗啡和吗啡含量。生物检材和毛发经酸水解、提取、醋酸酐或双（三甲基硅基）三氟乙酰胺（BSTFA）衍生化,然后进行GC／MS-SIM分析。结果表明尿、胆汁和肝脏是判定死者是否曾使用海洛因的最佳检材;毛发分析与生物检材相比有其独特的优点,可提供数月甚至数年的用药情况。为公安司法机关打击吸毒、惩治犯罪提供更可靠、有效的证据。     

1971年美国与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有限“合作”

1971年第26届联大,由于判断即便全力支持,台湾当局也将在短期内失去联合国席位,美国以基于“两个中国”设计的“双重代表案”作为因应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蓝本,并主张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美案的支持;但台湾当局的代表将能否继续保有安理会席位视为应否继存于联合国的底线,双方围绕代表权问题经历了一段长期交涉。出于秘密运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需要,同时也为迫使台湾当局接受“双重代表”安排,美国在对台交涉上采取了拖延策略。随着基辛格两次访华消息的相继公布,台湾当局在代表权问题上完全陷入被动,最终选择了对美国所主张的“复合双重代表案”持消极默认态度。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工会的定位、面临的挑战及作用

"五位一体"是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新的全局性规划,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全新把握。工会是联系党和职工群众桥梁和纽带,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也承担着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改革和建设,努力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任务。新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出台、职工素质普遍提升及对工会的认同,都给工会发挥作用创造了机遇。但同时又面临着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劳动者利益诉求多元、思想状况日益复杂、价值取向多元和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等方面的挑战和压力。面对党、政府和职工对工会寄予的深切厚望,工会组织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从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工会干部整体素质、创新工会工作方式等方面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中争取更大的作为。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密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发挥“五治”合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传染性极强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特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处置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把握预防、管控、救治三个环节,既尊重生命又保护健康,多元治理主体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完善问题导向、科学思维、依法防控的联防联控联保联护机制,提高合作治理效能。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加快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合力,共同打响打赢疫情“防—控—治”的人民战争、攻坚战、总体战、阻击战。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对《红楼梦》意义的构建

新旧红学派之所以忽略《红楼梦》及其主人公贾宝玉的审美意义,是他们缺乏一种能够达到洞察作品人物深层意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中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新文化运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构建了《红楼梦》的革命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揭示出,只有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认识《红楼梦》特别是贾宝玉的审美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人创造或者改变世界,必须见之于一个具体的对象,然后人在这个被改造的对象上留下自己的主体性痕迹,使之成为可以直观自身———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无论是人创造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如此。《红楼梦》之“善写人情”,本质上就是创造了人性的感性化对象化形式。     

20世纪以来“惠东女”民俗研究概述与思考

“惠东女”民俗研究曾经是国内汉人社会研究的典范，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八九十年代，沿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老前辈林惠祥开创的研究道路，“惠东女”民俗研究开创了繁盛的新局面，但近年来该区域女性民俗的研究走入瓶颈。在综合分析不同时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惠东女”民俗研究中女性民俗研究者的缺失，是该民俗研究没有办法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工具选择配置及其功能实现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政策合理性与政策文本中隐含的政策工具紧密关联,人才政策文件中隐含诸多引进、激励、培育、使用人才的政策工具,合理及完整的人才政策内容包含保障型、激励型、发展型、服务型、评价型五种政策工具。人才政策“需求-过程”复合分析模型将五种政策工具嵌入到“人才政策过程”之中,贯穿于人才管理的“引、用、留、育”四个环节,高度融合了“人才需求”“人才管理过程”“人才政策工具”三个要素。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优化人才政策工具组合,挖掘人才政策的功能优势;嵌入“评价型政策工具”,保障人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优化升级高层次人才服务,提升人才政策工具使用效能。     

“两个当场”情境下敲诈勒索罪认定刍议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区分向来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之一,特别是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当场取得财物的情况下,如何对行为进行准确定性,直接关系到刑法适用的准确性。"两个当场"原则并非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决定因素,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犯罪时实施暴力的程度、对象、时间及行为人当场取得财物的原因等具体情形,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做到罚当其罪。当无法确定当场暴力程度能否达到使他人不能反抗的程度时,应根据"存疑有利被告"的原则,认定为敲诈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