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财富光荣，权利伟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访谈录

对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物权还是一个新概念,至于“物权法”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所谓物权,就是对物的权利,是一种财产权。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物属于谁?谁是物的主人?权利人对物享有哪些权利?他人负有哪些义务?我们怎样保护物权?……鉴于困惑太多,疑惑不少,今年“法学与法治巡回讲坛”期间,在《物权法(草案)》颁布之时,我们特别邀请了著名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对这些问题作了答疑,给了答案。———编者     

物权登记中公证书的地位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对物权的登记进行了规定。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提供权属证书、合同书、法     

重视并发挥工会信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工会作为我国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突出,工会活动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工会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工会     

实说六世祖纪晓岚

近年来,有关先祖文达公纪晓岚的戏说影视剧影响很大,而且续剧不断拍下去。常常有海内外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询问:大才子纪晓岚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今年恰逢纪晓岚逝世200周年,《海内与海外》杂志多次向我约稿,希望向读者介绍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我不揣笔陋,将我所知的先祖纪晓岚其人其事介绍给海内外读者,以期对这位为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有所了解。     

司法部作出关于开展向金锋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今年6月11日,司法部作出决定,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向金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决定》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司法局河西司法所所长金锋同志,长期扎根基层,恪尽职守,无私奉献,2007年2月28日在调解一     

柔性执法:和谐行政的有效保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传统的刚性行政执法忽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弊端已日渐显露,而柔性行政执法以其灵活性强、注重行政相对人意愿的优势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构筑和谐行政关系中必将会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拒绝辩护》一书向世人启示了什么？

在我们的目光开始关注美国律师作家现象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三部由我国执业律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一本是由广东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高树律师推出的《拒绝辩护》(2002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安徽律师》编辑吴伟民(兼职律师)写作的《拒绝辩护》(2003年3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上海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海燕撰写的《大律师》(2003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也是一种好风气,更是一种好势头。起码可以说明,我们的律师在繁忙的执业之余,敢于涉足多由专业作家驰骋遨游的领域,勇于以一种文学的笔法来反映和总结律师业及其发展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困惑、艰难、忧虑乃至愤怒。同时也可以说明,我们除了长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还可以以其他表现方式和手段,理性地面对和思考司法改革、社会问题、政治理念对律师业的影响和作用。三部小说,各具特色,各具风采。毋庸讳言,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其文笔的流畅,放在文坛中不致于丢律师们的丑”(陈惠忠律师语)。三部小说表现方式各异,切入角度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到了法律的是非、道德的上下、良心的内外等难以把握、难以评判、难以决断的主题,主人公的表现或尴尬、或煎熬、或困扰、或痛心,不是出家,     

广西与东盟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对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探讨分析

一、引言自从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为双方全方位合作带来广阔的前景。广西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且我国在加入W TO后,教育的对外开放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广西地处西部地区,又有国家给予的相对优惠的政策,因此,广西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而科技又是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重心的。高等教育是所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 全面提高司法行政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水平——岳宣义就党风廉政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司法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长岳宣义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工作会议上总结了2005年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情况,并从七个方面对2006年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价值视角的转变与正义模式的演绎——评美国1998年《ADR 法》

经过联邦法院对 ADR 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 法》,为 ADR 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 ADR 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 ADR 程序。联邦法院 ADR 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 ADR 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 ADR 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