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般法律原则在共同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国际法适用于欧洲共同体 ,共同体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基本上包括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在共同体中 ,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已是成员国的共识。共同体法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既内在于共同体法的秩序里 ,也存在于成员国各法律体系之中。本文试图通过若干案例 ,说明一般法律原则在共同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浅论出入境边防检查一般规范性文件

一般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如何．是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必须解答的问题，也是判断据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关键。合法性是判断一般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一般规范性文件在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和管理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增强法治观念、健全法制、做好整理工作、设立专门法制机构等几个环节入手，使一般规范性文件发挥出最大效益．推进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逐步走向正规化、规范化、法制化。     

病态型罪犯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一般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是一种痛苦,但对病态型罪犯而言,刑罚的适用则意味着一种幸福。坚持对病态型罪犯适用刑罚,是对刑罚报应和一般预防目的的追求。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看,病态型罪犯的犯罪"情有可原",刑罚应降低对其行为的可责性。     

点击干部选拔任用关键词

公斤选拔是面向社会选拔人才，通常由各级组织部门组织实施，多指选拔地方领导干部、部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一般要公开选拔职位、选拔条件、选拔方式、选拔结果，公开选拔成为干部选拔任用中使用频繁的方式，     

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

民主监督是政协的三大职能之一,是我党、我国政治生活中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如何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水平,促进勤政廉政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政协民主监督的现状尚不尽如人意,落后于十八大开创的新的政治发展形势。主观上作为不够,客观上的监督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四化"。一是空洞化。原则上有要求、有号召,但行动上还不能完全落实。缺乏思路,缺乏理论指导,只有"帽子",帽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医疗损害鉴定之内容

我国《侵权责任法》不应满足于只是列举医生告知义务的范围。以患者为导向、面向“实质性”信息的一般性信息告知标准应成为我国立法的发展方向。应避免概括地让医疗专家鉴定“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化解为法官对一系列具体因素的综合考察。“医学判断”与“一般人知识”的区分有助于厘清哪些具体事项有赖于医疗鉴定,哪些具体事项应归入一般人（包括法官）的知识范围而不需要请医疗专家鉴定。医疗损害鉴定的对象仅限于常人知识不能及的医学专业问题。     

中央和地方权能调整的制度保障与策略选择——英国地方政府权能变迁的启示

对于解决简政放权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建立公法人制度符合法理论的一般要求,但鉴于新的主导理论尚未确立,要重新梳理依据当时理论建构的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绝非易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能变迁的经验对于我国改革具有启示:中央政府的优势地位是国家统一、政令畅通的重要保证;中央与地方权能调整以法律为根据才能稳定持久,并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我国中央和地方权能调整宜采取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的策略。     

侵害人视角下的正当防卫论

为扭转我国正当防卫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唯结果论倾向,有必要从侵害人的视角出发,对正当防卫的教义学研究重新加以审视。正当防卫的本质除了法益保护,还在于侵害人因违反不得侵害他人法益的义务,主动使自己陷入法益冲突的险境,从而使自身法益的值得保护性下降。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的下降程度影响着防卫权边界的划定,从而与防卫限度的判断密切相关。如果站在实施防卫行为时,综合考量侵害行为给有效防卫造成的困难、侵害人给防卫人的安全带来的危险程度,能够认定防卫行为是为有效、安全地制止不法侵害所需的最低限度反击手段,则侵害人法益的值得保护性归于消灭,除非被损害的法益与被保护的法益在价值上存在极端悬殊的差别。     

行为无价值论与积极一般预防

犯罪是和刑罚相对应的概念,合理的违法性论必定与能够充分发挥其效果的刑罚论相联系;离开对刑罚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清晰地揭示犯罪的本质。特殊预防和由费尔巴哈所首倡的消极一般预防都存在明显缺陷。积极一般预防论的主旨是通过指导公众的行为,确立公众对于规范的认同、尊重进而预防犯罪。行为无价值二元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违反行为规范进而造成法益侵害,刑法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基本行为准则的存在并最终保护法益,相应地,对刑罚的目的就不应当定位于通过威慑来阻止现实或者潜在的犯罪人和社会一般人今后不犯罪,而是要凸显规范的意义,引导公众按照行为规范行事,因而主张积极的、规范的一般预防,使犯罪论和刑罚论浑然一体、前后照应。肯定积极的一般预防论有助于准确认定中止犯、过失犯;同时,不会造成重刑化,不会无端限制个人行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