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视角下的腐败治理成效与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迈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实践来看,目前不敢腐的震慑已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已初步构建,而不想腐的自觉还有待加强。纪检监察干部认为,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下,惩治丝毫不能松劲,监督权力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警示教育仍十分重要,同时需要加强"三不"各类措施之间的相互融合,一体推进,使之同向发力。     

当前新疆“去极端化”工作情况调查分析 以喀什地区部分区县调查情况为例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是引领新疆工作的旗帜和方向,做好新形势下"去极端化"工作必须坚持围绕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当前,新疆的"去极端化"工作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国际反恐维稳提供有益借鉴。但在课题调研过程中也发现存在不少问题:部分领导干部重视程度不够;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好;"去极端化"立法工作远远滞后于实际需要等,为此需要以教育工作为切入点,坚决抵制宗教对学校的渗透和影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和引导;加强宗教人士政治素质培训等多措并举,做好新形势下"去极端化"工作。     

反恐语境下东南亚国家去激进化策略及其反思——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例

受"伊斯兰国"的影响,近年东南亚的极端主义有所滋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武力打击只是治标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极端主义的传播和危害。为了更好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有效抑制极端主义,各国需要制定更能治本的去激进化措施。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针对极端人员的激进化过程制定了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心理、宗教和社会等多方面入手,加强防范、干预和监督,取得了明显成效。相比之下,印尼和菲律宾的去激进化措施并不全面,执行效果也并不显著。总之,打击极端主义不仅要从武力打击入手,还应包含更有针对性的去激进化措施以及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泛消费、去技能与再组织：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性零工经济何以可能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零工经济的兴起已然成为时下就业领域最热门的现象之一。其中,以日常生活服务为导向的基础性零工经济得以盛行离不开以下因素：社会的泛消费化意识形态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消费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从而为基础性零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基础性零工经济所秉持的去技能的劳动形式与劳动内容,则满足了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本质需求,使得扩张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涌入成为可能;零工经济所特有的算法加持下的劳动控制,则实现了平台从信息中介向零工经济再组织者的转变,推动了整个社会都投入到零工经济的维系之中。尽管零工经济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但是其带来的劳动不稳定性问题依旧值得全社会深思。     

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

"道德滑坡"之类的说法既体现了不满和谴责,也是我们对诸多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的一种常见解释.何以会如此?本文首先从"泛道德化"和"去道德化"两种趋势,分析了我们目前道德状况的主要成因.进而指出从超越功利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必要性,即道德除了作为可以起到社会控制作用的行为规范之外,也赋予人生以意义,道德使人成为人.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焦虑,其实折射出我们对于更高更好的生存境界的期待.最后从意义共同体和道德对话的角度阐述了道德重建的可能和方式.     

语言法:塔吉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新发展

自独立以来,塔吉克斯坦实施渐进式、温和型的去俄罗斯化政策,旨在复兴主体民族文化、进而建构国家民族。2009年出台的《国家语言法》则是进一步去俄罗斯化的探路石,标志着去俄罗斯化迈向了全面化、强制性的新阶段。俄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已成为塔俄关系走向的敏感要素。     

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的安全化及重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安全化的趋势加强。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可能会以医药供应链为武器攻击美国,加之中国药品本身质量欠佳,对中国医药的过度依赖正在威胁美国公共安全和国防、地缘政治安全。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加深、中国医药行业的加速发展对美国全球医药领导者地位构成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演进,成为这一安全化进程的大背景。目前,美国正在酝酿系统性地重塑医药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与中国的医药产业脱钩将使美国大型跨国医药企业利益受损。着眼于中长期,我国医药企业产能存在进一步过剩的风险,医药产业升级的目标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婚姻制度的嬗变历程探索

婚姻从远古时期到现在,虽然是两性之间的结合,但是其中的形式、程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也是随着人类不断地进步、文明程度不断地提高而产生的转变,从最原始的母系社会时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导致了父系血脉的混乱;到了奴隶社会时,人们吸取了原始社会的教训,创造出来了一系列的婚姻制度,用来规范人们的婚姻行为,例如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制定法律规定了同姓不婚,结婚必须履行“六礼”程序,离婚必须要有“七出三不去”之条,如若违反将会受到律法的制裁;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在原有的结婚程序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古代社会当中,即使有了一定的结婚程序,相比于原始社会显得更加文明,但是其对于妇女是并不友好的,在传统的古代婚姻制度当中,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并且在古代正统的婚姻观念通常是不允许女子再嫁的,如果女子再嫁就会受到社会的非议,这些种种都是对女性的荼毒,使得女性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并没有自己的真正自由。直到现代社会,开始了强调男女平等,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行政/自治”二重态：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的角色定位

在市域治理中,社区工作站为“去行政化”而设,却在实践中走向了“再行政化”。“去行政化”指向的是社区居委会,其将“行政化”问题转嫁给社区工作站,这影响了社区工作站作用的发挥。这种趋向是法治时代基层治理改革中社区工作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显现出其法律定位不清、职权配置不足、权利保障不充分等法治问题,引发了关于社区工作站角色定位的争论——其究竟是自治组织还是行政机构？在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既具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基本条件,又兼具协同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功能,还必须遵守依法用权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已经形成了“行政+自治”的复合型样态,即“行政/自治”二重态。“行政/自治”二重态赋予了社区工作站复合型角色,即具有代理行政管理职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该角色在赋予其必要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同时,促使其在“行政”和“自治”间达到动态的平衡、双向互构,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